陈小燕 王睿
1988年4月，中国最大经济特区和最年轻的省份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诞生。30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从30年前落后封闭的“琼岛”到30年后的海南国际旅游岛，海南砥砺前行奔富路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成就了一个新的“春天的故事”。
一、 “抓住最需要关心的人群”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做出重要指示：抓民生要“抓住最需要关心的人群”，“锲而不舍向前走”。海南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 “抓住最需要关心的人群”，采取了一系列精准扶贫的政策举措。
1.以精准识别解决好“扶持谁”。按照海南省确定的贫困标准，精准确定贫困户，做好一户一册建档立卡工作，形成省、市县、乡镇、村四级精准扶贫建档立卡工作体系。在扶贫手册中将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巩固提高户区分开来，如实规范填写家庭基本情况、帮扶责任人，重点标注致贫原因、帮扶计划、帮扶措施，跟踪填写帮扶成效、计划退出时间等内容，做到一目了然。在贫困户识别程序上，由农户提出申请、村民小组组织民主评议，提出贫困户名单上报村“两委”，通过民主评议确定初选名单并进行第一次公示，无异议后报送乡镇人民政府，对各村初选名单进行审核并在各村进行第二次公示，无异议后经县扶贫办同意进行公告。
2.以精准帮扶解决好“谁来扶”。建立健全“一对一”帮扶机制和“一户一策”“一村一品”帮扶措施，实行定点包户扶贫责任制度，确保每一户至少有一个帮扶责任人。从机关、国企选派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全覆盖“十三五”300个建档立卡贫困村。还对130个贫困村实行“双书记抓扶贫”模式，做好扶贫工作“传帮带”。同时，充分发挥省级党政机关、军警部队以及企事业单位的重要作用，大力构建多元化、有层次的联手帮扶机制，确保脱贫工作扎实有序推进。
3.以精准管理解决好“怎么扶”。围绕“三年脱贫攻坚、两年巩固提高”的目标要求，实施了精准脱贫“因人因地、综合施策，重点通过发展特色产业脱贫、发展乡村旅游脱贫、发展电子商务脱贫、生态移民生态补偿脱贫、社会保障兜底脱贫”等十项措施。为有效实施这些措施，实行严格的精准管理制度，重点督查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减贫成效、扶贫资金、项目实施、组织领导等六项内容，并根据督查结果严格问责。特别是针对扶贫项目实施、资金拨付使用较慢问题，实行一周一统计、一周一通报制度。
4.以精准退出解决好“如何退”。定期测算贫困户的家庭收入情况，做到有进有出、应扶尽扶、应退尽退。针对“贫困人口退出准确率不高”的问题，建立动态核查机制，组织力量对预脱贫人口深入开展“回头看”，再入户、再核查、再确认。对退出认定错误的贫困户，对于有残疾、重病病人、子女上学负担重、住房不安全以及劳动力不足的家庭，按照“一个标准、两个不愁、三个保障”，及时补漏补缺，进行重新核定。对已经稳定达到脱贫标准的帮扶对象，以户为单位，严格执行村“两委”组织民主评议、村级公示、乡级公告、农户认可、在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标注销号的程序，实施退出管理。
二、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精准扶贫”战略指导下，海南省扶贫开发事业取得显著成效，贫困人口大幅下降，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1950年海南岛解放，为当代海南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但在改革开放之前，海南一直处于海防前线，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在建省办特区之前的1987年，海南国内生产总值57亿元，财政收入2.96亿元，产业结构相当于全国1950年代的水平，经济总量等于内地一个大县。经济总量小，基础设施落后，科学文化水平低，贫困人口比重大，传统农业占主导地位，属于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
自1988年建省办特区到党的十八大之前，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开始迈上新台阶。按照《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 —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等中央文件的指导和部署，海南省不断加大农村扶贫开发力度，特别是“十二五”开始对60个贫困村实施扶贫整村推进，采取社区主导、民众参与的方式，将贫困群众自身纳入到扶贫开发之中，强调贫困群众在扶贫过程中的全方位参与，取得了显著成效。海南省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贫困落后面貌得到很大改变。
虽然党的十八大以前“参与式扶贫”成效初显，但存在传统“漫灌”式扶贫的弊端，针对性不够强，存在贫困底数不清、扶贫资金和项目指向不准，对贫困农户的识别、帮扶措施、帮扶效果情况不明确等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精准扶贫”战略指导下，海南的扶贫攻坚工作实现巨大突破，贫困人口由2011年的75.3万人减至19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2.3%降至1.5%以下，517个贫困村整村脱贫出列。
三、精准扶贫创新“五个结合”
海南省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总结出一些宝贵经验，主要体现在“五个结合”。
1.“授人以鱼”与“授人以渔”相结合，激发扶贫新动力。海南的精准扶贫，在物质帮扶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将扶贫与扶志、扶智、扶技相结合，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对贫困群众进行思想帮扶和技能帮扶。长期以来，受海南人民安贫乐道的“岛民思维”影响，海南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缺乏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种思想在贫困地区形成了代际传递。为打破“懒汉”思想禁锢，海南大力推动文化扶贫，利用新闻媒体大力进行脱贫攻坚宣传，并创造出“电视+夜校+961017服务热线”精准扶贫模式，提升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发展生产的能力，将反贫困教育列入家风教育，激发出扶贫新动力。
2.“传统产业”与“产业融合”相结合，打造扶贫新业态。产业是脱贫致富的根本，是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可持续的动力。海南在产业“造血”方面，充分利用海南的生态优势和特色农业优势，以传统农业和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同时，不断探索新的产业发展模式。一是以产业融合理念，建设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共建共享共赢的“共享农庄”田园综合体，让农民获得了自主“造血”的新途径，为贫困户脱贫致富开辟了一条新路子。二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动力，通过产业链融合、传统产业与新型产业融合、农业与第二、三产业交叉融合、传统产业与互联网+融合，构建特色产业体系，探索电子商务、光伏发电等精准扶贫新业态。三是以打造全域旅游示范省为目标，在深入推进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建设中，在贫困乡村蜕变成美丽乡村的过程中，实现了可持续脱贫增收，让贫困群众充分共享绿水青山带来的生态福祉。
3.政府、社会与市场相结合，构建扶贫新格局。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海南省委省政府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脱贫攻坚，构建起了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发力的大扶贫格局。比较典型的有厅局党组、驻村第一书记、党支部、党员组成的扶贫工作体系。厅局党组领导、统筹、规划扶贫脱贫工作，驻村第一书记负责扶贫工作的服务、协调、指导和监督，具体组织推进扶贫工作；党支部负责本支部扶贫脱贫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党员具体落实推进扶贫工作。在发挥党和政府扶贫核心力量的作用下，海南积极倡导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动员民营企业与贫困村签订结对帮扶协议，鼓励民营企业向贫困地区输送资金和技术，吸纳就业，捐赠助贫。同时，积极引导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助推扶贫。全面启动“互联网+社会扶贫”，为社会扶贫提供了多样化的平台和技术服务支撑。
4.生态、生产与生活相结合，践行扶贫新理念。生态环境是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本钱,绿色发展对海南至关重要。在精准扶贫的路上，海南始终视山水林田湖海为一个生命共同体，遵循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统一”原则，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严守生态红线，走绿色发展之路。对居住在生态核心区、水源保护区以及生态环境脆弱等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如国定贫困县琼中的合老村、百花村，白沙的道银村、坡告村，实施整体易地搬迁+民宿、农家乐、养牛、养蚕产业扶持，实现农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5.“脱贫数量”与“脱贫质量”并重，打好返贫阻击战。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一个困难群众都不能掉队。当前，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剩下两年时间，脱贫攻坚时间紧迫、任务艰巨、难度加大。目前，海南脱贫攻坚剩下的“最后的贫困人口”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除了要追求脱贫摘帽的“速度”，更要注重脱贫摘帽的“质量”。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是打好返贫阻击战。实现到2020年贫困人口全部摘帽，必须在保证脱贫数量的同时，注重提高脱贫质量，防止扶贫反弹。在保证脱贫质量方面，海南通过“授人以渔”，激发贫困群众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产业造血”，保证贫困人口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通过“长效机制”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可持续”，强化风险防控。从而构筑起防止脱贫“返弹”的坚实屏障。
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结合
2018年，是海南省“而立”之年，“精准扶贫”伟大工程与“乡村振兴”宏大战略美丽邂逅，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美好“新海南”，圆梦新时代海南“城乡一体”“全省一城”目标提供了重要契机。
1.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结合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前后相继又能在当前同步展开的两只“抓手”。精准扶贫是实现乡村振兴前提和基础，“没有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就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乡村振兴”是实现“脱贫攻坚”的催化剂、稳定剂。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重要战略举措，是实现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一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仅是彻底解决贫困问题，而是要使农村的人居环境、基层治理、文化风貌等各个方面都得到极大提升。
2.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结合建设“美好新海南”。海南建省以来，经过30年改革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在“全面小康社会”和“美好新海南”建设的征程中，还存在不少困难和挑战。如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差距仍然很大，特别是到2020年实现海南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在海南“三十而立”的新起点上，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结合，将加快落实海南省第七次党代会提出的建设“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如期实现“全省人民的幸福家园、中华民族的四季花园、中外游客的度假天堂” 三大愿景。
3.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结合追梦“城乡一体”“全省一城”。海南省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将全省作为一个整体的地理单元，当作一个“大城市” “大花园”进行统一规划，以国际旅游岛建设为载体，推进“城乡一体” “全省一城”目标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是新时代乡村发展的新目标、新动力。精准脱贫攻坚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十大举措之一，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结合，将大力推进乡村发展，补齐乡村短板，缩小城乡差距，推动海南城乡深度融合，将最终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城乡一体” “全省一城”的海南梦。
(来源：《红旗文稿》)
国家“十三五”集成电路重大生产力布局规划的重点项目——晋华存储器集成电路生产线已进入全面竣工倒计时，国内首个拥有自主技术的千亿级内存制造产业呼之欲出。
福建晋江，这座素以运动鞋、纺织服装等轻工产品闻名的城市，眼下正以集成电路、石墨烯、高效光伏等一批新兴产业来撬动自身发展。40年改革开放积聚的能量，如泉州湾的潮水澎湃激荡；16年前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总结提炼的“晋江经验”，给这片发展热土以思想的引领和精神的滋养。
“晋江经验”是大胆探索和成功实践的总结
去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今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盼盼”食品集团的产品均进入会场。不久前举行的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盼盼”再度亮相。“这就是‘晋江经验’带给晋江民营企业家的荣耀。”“盼盼”食品集团董事长蔡金垵的激动和自豪溢于言表。
晋江曾经是一个“高产穷县”。蔡金垵的企业名为“盼盼”，其寓意不难理解。改革开放，照亮了晋江人的梦想。1980年，晋江县委出台“五个允许”政策（允许集资办企、雇工、股金分红、价格随行就市、供销人员按供销额提取业务费）后不久，蔡金垵跑起了供销。1984年，他在上海赚到人生第一桶金——成功卖出50箱雪花银耳。12年后，他创办了“盼盼”。
改革开放在晋江成就了许许多多的“蔡金垵”，也让这座城市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1984年，陈埭镇成为福建第一个亿元乡镇，并被誉为“乡镇企业一枝花”。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平均三年再造一个新晋江；经济综合竞争力显著增强。1991年，晋江跻身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之列；1992年，晋江撤县设市；2001年，晋江跨进全国百强县市前10名。“晋江模式”一时成为官员和学者研讨改革开放实践时的热议话题。
晋江的发展成就有时代宏大背景和中央正确方针的引领，也源自晋江广大干部群众的大胆探索和开拓创新。2002年6月，习近平同志冒着酷暑来到晋江下企业、进社区、访农村，带着一连串问题调研。
基于这次晋江之行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以“六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晋江经验”：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经济，始终坚持在顽强拼搏中取胜，始终坚持以诚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和服务；处理好有形通道和无形通道的关系，处理好发展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处理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
习近平同志在稍后发表的文章中指出，“晋江经验”是“晋江人民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大胆探索和成功实践”。
“晋江经验”从此成为引领福建加快改革、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精神财富。2011年，福建省委在晋江召开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工作会议，提出深刻学习领会“晋江经验”的精神实质。对照“晋江经验”，提出“谁在解放思想上领先，谁就能在发展中赢得主动”。年底，“晋江经验”首次被写入福建省党代会的文件。
在“晋江经验”的鼓舞下，恒安、安踏、361°……一批批充满活力的民企，在晋江这片民营经济的热土中，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
2014年5月，福建30名企业家致信习近平总书记，以《敢于担当 勇于作为》为题，就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加快企业改革发展建言倡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勉励企业家们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闯劲，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敢于担当，勇于作为，不断做大做强，促进联合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目前，晋江民营企业已达到5万多家，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连续24年位居福建县域首位，连续17年名列全国百强县市前十。可以说，晋江已经成为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典范。
壮大实体经济 不断转型升级
“晋江经验”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咬住实体经济发展不放松。如何实现传统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林海鸥家在陈埭镇洋埭村，靠“鞋”吃饭，主营鞋材辅料。别小看这“一双鞋”，它为晋江带来的是4800多家企业、28万个就业机会、1200多亿元产值，还有“全球每5双旅游运动鞋中，就有1双来自晋江”的自豪。
然而自2012年起，陈埭镇的鞋业遭遇空前挑战：原料、人工等成本不断上涨，大批制鞋企业开始搬离。辅料企业如果再保不住，晋江最早产生千亿产值的实体产业也必将动摇。“我们原来在‘老鞋都’有3间店面，近200平方米。市场逼着我们很早就开始转向，投入辅料创新研发。可这么点面积根本施展不开，研发出来的产品也用不上。”林海鸥当时急得上火。
2012年，晋江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洋埭村规划一座占地7000多亩的国际鞋纺城。2017年初，首期工程建成。“一楼到三楼，货车直通；商铺和车位各2000多个，未来还将配套智能物流。我们的定位是亚洲最大鞋纺专业市场、一站式国际商贸采购平台。”鞋纺城总经理李宵还说。
去年4月，林海鸥第一个搬进国际鞋纺城，经营面积扩到1500平方米，他每年投入数千万元研发的“一体化成型、功能性鞋面纺布”成了“制胜秘笈”。刚搬进去，他就被鞋纺城邀请参加广交会、上海国际鞋材展，由此成了美、德等国多家公司的供货商。生意好到什么程度？数亿元的销售额！
咬定转型不放松，转型过程不轻松。
2014年到晋江之前，业内专家罗骞博士没有听说过这座城市，对于留在这里是否有前途也心存疑虑。当时，招引他来晋江的金石公司还处在“烧钱”状态，这是一家刚从薄膜技术路径转向晶硅异质结技术路径的太阳能科技企业。
勇于变革的人，总是比别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晋江市有关部门看好金石公司的发展，认为它将带动全市产业结构转型，于是为金石量身定制了一套扶持措施和人才政策，使金石得以继续坚守“技术突破、产业路线，只能靠自己，绝不靠买来”的理念，持续攻关。今天，金石不仅成功破围，转化效率比肩先进水平，而且率先具备了整线输出的产业化能力。
罗骞的改变，就在今年3月。通过比较，富士康公司最终选定金石公司。
“我决定留下来。因为晋江虽然只是小城市，却是一个可以让人无后顾之忧、安心创业的地方。”罗骞说。
实体经济是晋江的“传家宝”，历届市委、市政府都坚定不移地发展实体经济。每到晋江发展的关键时期，市里都会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品牌立市、鼓励研发创新、吸引各类人才等措施实实在在，保障和激励企业坚守实业、做大做强。
目前，全市已建成纺织服装、制鞋2个产值千亿元的产业集群，建材陶瓷、食品饮料、纸制品、装备制造、化纤等5个产值百亿元的产业集群，产值超亿元企业逾800家，上市企业46家。全市的地区生产总值中，来自实体经济的贡献占比达60%以上，由实体经济创造的产值、税收和就业岗位，占比都在95%以上。
晋江的产业发展逐步从粗放的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生产模式，转化为集约、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发展惠民 城乡建设水平持续提升
吴建国是晋江市磁灶镇大埔村一位普通农民，家有两子，两代三户，住在老宅。何时能世代安居呢？其实大埔村早就是个富裕村，很多村民都有自己的别墅或联排住房。但就像“伸出五指还不齐”一样，总有一部分群众相对困难。
2014年，晋江开始探索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大埔村“构建多元住房保障体系”的创新，给吴建国提供了这样一套方案：老宅换楼按原有宅基地面积1：2置换。结果老吴180平方米的旧房变成了3套单元房，自己一套，146平方米，两个儿子各一套，分别为146平方米和96平方米，超出的面积仅按每平方米2800元的标准补差。算下来，不到8万元就化解了他的“心病”。
发展为民，发展惠民。晋江一直是这么做的。每年将65%以上本级财力投入民生领域，构建完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环境和社会保障等七大民生体系，许多领域都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在全国，率先探索新农合跨省异地结报，率先实现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险“即征即保”，率先实现治安巡逻村社全覆盖。在全省，率先推行“居住证”制度，110万外来创业务工人员享受30项市民待遇，真正让外来人口“引得来、留得住、融得入”；率先实行公办高中和中职学校免学费，每年都有超过4万名学生受益；率先实行乡村医生养老保障制度和城乡环卫保洁一体化。
这些年，晋江加快补齐城镇化短板，“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成为全国试点，城乡品质在新型城镇化中脱胎换骨。
看理念，把全市649平方公里作为一座城市来统筹规划建设，真正实现全市一座城、城乡一体化。
看布局，加快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向基层延伸、向农村倾斜，推动城乡“6+1”（交通、能源、市政、水利、信息化、环保和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整合教育、卫生、文体、市政配套、社会福利等资源，打造晋江任何地方15分钟内上高速、市区20分钟内到达任何一个镇、各镇之间30分钟内通达的“152030”快速交通圈，以及海陆空铁为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络。
看内涵，深入开展植树造林、清水净海、治污减排、环卫保洁等四大专项行动，市区绿化覆盖率达44。04%，绿地率达39。93%，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长期保持在97%以上。房价始终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来人，都能在晋江买得起房、住得起房。
晋江逐步从一个“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的“特大镇”，成为一座生态宜居、功能完善、初具规模、“本地人留恋、外地人向往”的现代化品质城市，成为全国中小城市样板。
在晋江这片热土上，改革大潮催生了“晋江经验”，“晋江经验”又为推进改革开放进程注入强大动力。
“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上，我们将不断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的‘晋江经验’，继续发扬爱拼敢赢的精神，为把晋江建成一座国际化创新型品质城市而努力奋斗。”晋江市委书记刘文儒说。
（来源：人民日报）
徐扬 李骥志 张章
一提到中国，71岁的德国人伯恩特·格里希总会想到中国武汉汉正街。
汉正街上有一尊铜像，那是他的父亲威尔纳·格里希——中国改革开放后聘任的第一位“洋厂长”。
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发展翻开新的一页。40年来，来华的欧洲专家上百万人次，成为这项伟大事业的见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他们见证着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参与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推动着中欧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一江春水向东流
1984年8月，年逾六旬的老格里希应邀来华考察，在武汉柴油机厂担任技术顾问。仅3个月后，他就被聘为武柴厂长。在当时的中国，把一家国企交给一个外国人掌管是件破天荒的事情。
“这显示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勇气，”小格里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父亲有幸参与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直到多年后仍被中国人民记着，我为他感到骄傲。”
“洋厂长”对武柴进行大刀阔斧式改革，很快就让一家病恹恹的厂子焕发生机与活力：柴油机清洁度从5600毫克降到了100毫克以内；主轴承盖废品率从50％降到3％以内；柴油机向东南亚７个国家批量出口。老格里希由此被誉为“质量先生”，他的改革方式与管理模式也被视为宝贵财富。
把人才请进来，也把人才送出去。上世纪80年代初，一群中国技术人员来到英国北海油田，目睹钻井平台机器人深潜作业的场景，大开眼界，也感慨良多。时任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所长的蒋新松暗下决心，一定要把机器人作为全所的主攻方向。30多年过去，中国水下机器人已拥有“蛟龙”“潜龙”“探索”等多个系列，具备了载人和无人兼备，全海深、长航程水下探测能力，圆了蒋新松等老一辈探索者的毕生夙愿。
老格里希和蒋新松的故事，既是中国改革开放勇气和胆魄的例证，也是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缩影。欧洲，是开放之初中国引入技术、资金、人才、理念的重要源头。据统计，1978年至今，欧洲来华专家累计达到160万人次。而同期前往欧洲学习交流的中国技术人员更是不计其数。
等闲识得东风面
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今年以来，欧洲国家领导人频频访问中国，一笔笔采购大单和一项项合作协议引人瞩目。
事实上，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欧洲企业就先知先觉：谁抓住了中国机遇，谁就把握了未来。一些企业抢拔头筹，捷足先登中国市场，有些后来被写入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案例教科书。
宝马落户沈阳已有15个年头。15年来，宝马在中国累计投资520多亿元人民币，汽车产量超过200万辆。宝马不仅在沈阳建设了整车厂，还把发动机工厂和研发中心设在这里。华晨宝马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魏岚德说，15年经验证明，本土化策略是宝马在中国成功的根本，总结起来就是6个字：“在中国、为中国”。
来自欧洲芬兰的诺基亚，尽管已度过发展高峰期但仍选择继续深耕中国。诺基亚目前在中国有大约２万名员工，其中一半从事研发工作。“我们把在中国研发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诺基亚公司董事长李思拓说，“我们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中国最大的技术出口商之一。”
第一架空中客车飞机1985年引进中国。33年来，空客与中国的合作从当初的卖飞机，拓展到今天的造飞机，中国的作用已超越了市场本身。今年1月，空客与中国合作伙伴签署框架协议，打算将天津Ａ320系列飞机总装线产量逐步增加至每月6架。天津的空客亚洲总装线创建于10年前，是空客在欧洲外的首条总装线，到2017年底已总装完成并交付354架飞机。
从几十年前满大街奔跑的桑塔纳，到总装后飞遍世界的空客飞机，众多来自欧洲企业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这些企业融入中国改革开放进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调整着各自的发展策略；它们根植中国市场，与中国企业分享技术，同时也分享着中国的发展红利。
无问西东共发展
今年4月27日，奥地利维也纳。来自中国成都的中欧班列，满载各类货物行程9800公里，首次来到多瑙河畔这座欧洲名城。
中国铁路总公司数据显示，截至3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已突破7600列，将中国43个城市与欧洲13个国家的41个城市紧紧连在一起。
奥地利数字与经济事务部长玛格丽特·施兰伯克说，中欧班列有助于推动奥地利和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双向贸易往来，令双方受益。奥方希望中欧班列不仅把中国商品带到奥地利，也把奥地利的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运往中国。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的欧洲是“一江春水向东流”，资金、技术和先进经验争先到中国去寻找机遇，那么，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今天，中欧合作则呈现“无问西东”的特点。2017年，中欧双边贸易额达到6169亿美元；截至2018年3月，中欧双边投资累计超过2000亿美元。
塞浦路斯中国友好协会主席迪诺斯·弗洛里季斯说，中国企业在塞浦路斯投资了深蓝航空，华为则向塞浦路斯几大运营商提供设备和服务，塞浦路斯从中国改革开放和塞中合作中受益良多。
中欧之间多通道、多元化、多维度的立体式合作架构正在向人们诠释着当今世界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丰富内涵。
（来源：新华网）
十年前，2008年的8月1日，我国自主建设的第一条最高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京津城际开通运营，中国正式跨入高铁时代。
十年来，从渤海之滨到西部戈壁，从中部平原到西南群山，从东北雪原到江南水乡，中国高铁串珠成线、连线成网，运营里程超过2.5万公里，占全球高铁运营总里程的三分之二。
四通八达的高铁，创造了百姓出行新速度、经济发展新动力和中国创新新高度，改变着中国，也影响着世界。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 中国高铁阔步前行
历史的脉络，总会在一些地方留下清晰的印记。从清光绪年间的“老龙头火车站”重建而来的天津站，就见证了中国铁路从无到有、从有到高的历史进程。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长城号”双层旅游列车，到2000年开行的“神州号”双层内燃动车组，再到最高时速达350公里的京津城际“和谐号”，北京、天津两座城市之间的通勤时间大幅缩短至半小时左右。
谈及2008年京津城际首发时的情景，时任首班车列车长的徐颖至今仍记忆犹新:“高铁刚开通的时候，旅客们很激动，一会儿看看窗外，一会儿看看速度显示屏，速度真是太快了。”
“京津城际成为中国高铁‘始发站’，不仅是因为京津城际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条高铁，还因为中国高铁的很多创新突破和服务标准来源于此。”北京铁路局天津客运段副段长周斌说。
作为我国自主建设的首条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京津城际从首创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土建工程建造技术，到创新联调联试、系统集成技术，从构建运营管理技术体系到研制宽车体高速动车组，从时速350公里高铁技术标准体系到高铁服务规范，开创了中国铁路一系列创新突破，为后续中国高铁快速发展起到重要的示范和支撑作用。
十年来，京津城际从最初的47对列车一路增加至目前的108.5对，累计发送旅客2.5亿人次。客流也从开通之初的旅游探亲为主逐渐演变为旅游流、探亲流、商务流、通勤流和学生流等，有力促进了两地产业、旅游、文化、航空等领域深层次的交流合作，特别是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交通一体化先行保障。作为京津城际主要经停车站，武清站日均发送旅客由最初的366人井喷式增至现在的1万余人，经停列车也由不足10对增至现在的20多对，10年来武清站共计发送旅客1218.5万人次。
“在京津城际的带动下，武清区的旅游业从无到有，‘佛罗伦萨’小镇声名鹊起，全区年接待游客人数超过1600万人次，其中有不少游客来自北京。”天津市武清区旅游中心主任陶景艳说。
“2008年以来，京津城际开通延伸线(天津至于家堡)、推出同城优惠卡，通过高铁‘公交化’实现了京津两地间的‘同城化’。”十年来始终坚守在京津城际上的列车长王璐楠说。
从“一条线”到“一张网” 中国速度改写经济版图
无论是运营速度还是建设速度，“中国速度”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
每天早上，C2205次京津城际停靠在武清车站，从北京上车的王晔出站换乘开往公司的班车。王晔所在的铁科纵横(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有20多名员工和她一样，每天往返于北京和武清。“从北京南站到武清站只用24分钟，很多在北京上班的人路上时间都比我长。”王晔说。
天津市武清区京津冀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高仲斌介绍，在高铁等带动下，近5年半时间，武清就引进企业8240家，包括铁科院、诺禾致源等一批领军企业。
风驰电掣的高铁，不仅跑出百姓出行的新速度，也迸发出区域协同新动力。受益于京津城际延长线，京津两地共建的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地标。
“越来越多北京企业正往天津、往滨海中关村发展。”天津中关村科技园运营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毅说，自2016年末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挂牌至今，已累计注册企业568家，其中很多企业来自北京中关村。
在高铁的带动下，天津机场也成为乘客出入北京首都机场的重要门户。天津机场市场部总经理孙雨介绍，天津机场自2014年推出“空铁联运”产品以来，共为超过41万名旅客提供空铁联运车票报销服务，有效疏解了首都机场客流。
京津冀只是“高铁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伴随着高铁的滚滚车轮，“速度经济”突破了城际的界限，深刻改写着中国的经济版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兰新高铁到沪昆高铁，从哈大高铁到宁杭高铁，从西成高铁到贵广高铁，中国高铁版图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扩容。
十年间，从“四纵四横”规划变为现实，到“八纵八横”蓝图紧锣密鼓实施。截至2017年底，全国已建成2.5万公里、占全球66.3%的高铁运营里程，已累计安全运送旅客超过70亿人次。到2020年，我国高铁营业里程将达到3万公里左右，覆盖中国80%以上的大城市。依托高铁的“磁石效应”，人流、物流、资金流等加速向高铁沿线区域汇集，一个个高铁枢纽交相辉映，一条条高铁经济带辐射延伸，带动沿线产城崛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黄阳华认为，从东部到西部，从北方到南方，通达的交通节约了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激发了沿线城市发展的潜力，也带动了沿线经济协调发展，重构了“中国经济版图”，高铁线成为人民的致富线、幸福线和国家的发展线。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中国创新让世界共享
作为中国高铁的代表作，京津城际成为集中展示我国高铁发展成就和运营品质的一张靓丽的“国家名片”。开通运营10年来，京津城际累计接待60多个国家300余名政要，各类国际组织200余批次5000多人考察体验。
飞速发展的高铁技术是近年来中国科技创新取得一系列斐然成果的缩影，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铁相关技术让世界瞩目。
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陆东福介绍，列车运行控制系统被称为高速铁路的“大脑和中枢神经”。2004年以来，中国陆续构建了列车运行控制系统(CTCS)技术体系和总体框架，研发了应用于时速200-250公里线路的CTCS-2、应用于时速300公里及以上线路的CTCS-3级列控系统，能够满足不同速度等级高速动车组列车共线跨线运行控制需要。
“通信信号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是保障高铁安全高效运营的关键系统。”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志亮说，目前我国高铁列控系统技术已实现核心技术和产品的100%国产化，有力地保证了我国2.5万公里高铁路网的安全有序运营，为智能铁路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专家介绍，目前，我国高铁总体技术水平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部分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中国在高铁领域的研究正不断驶入创新的“无人区”。
陆东福表示，中国铁路正在智能建造、智能装备、智能运营、智能养护维修、智能服务等方面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全面提升中国高铁智能化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世界高铁建设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019年，智能型复兴号动车组将率先在京张高铁投入运用，为北京冬奥会打造亮丽风景线；2020年，京雄城际铁路将建成通车，为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运力保障。这两条高速铁路将率先建设成为世界领先的智能铁路。
土耳其安伊高铁、印尼雅万高铁、俄罗斯莫斯科—喀山高铁……短短数年，中国高铁合作不断走向海外，领先的技术、过硬的品质、优质的服务惠及海外，中国创新让世界共享正变为现实。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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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钤
这家伙太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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