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锡矿业的兴起使大量华工南来，惠州客家人曾在吉隆坡一枝独秀。随着19世纪末广肇社群的异军突起，吉隆坡华人社会的面貌也从20世纪开始就有了很大改变。广肇社群自此掌握了吉隆坡华人社会的领导权，广东话也成为吉隆坡华人的优势方言。吉隆坡广东社群通过广东义山确立了社群边界，又通过成立雪兰莪广东会馆凝聚了次一级的地域社群。
关键词：吉隆坡 广东社群 广东义山 雪兰莪广东会馆
作者宋燕鹏，曲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陈爱梅，女，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副教授。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20。
一、引 言
早期华人下南洋，以祖籍地和方言来辨别群体和形塑认同，其中祖籍地就是“籍贯”认同。在海外华人研究领域，海外华人如何集聚，如何在方言和地缘之间进行社群再重建，以使得身在海外的华人个体能够找到群体，是经久不衰的课题。籍贯认同，及其所形成的帮派结盟是历史学家关注的重点。
马来（西）亚的华人主要以广东和福建两省之移民为主。如同其他东南亚华人地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所说的“广东”和“福建”有两个基本涵义：一是方言群。广东话指粤语，福建话就是闽南话；在马来西亚华人的日常生活中，当被问及“什么人”时，指的是方言群，被询问的人就会回答客家人、福建人等。二是省籍。“广东”和“福建”的省籍意义，一般只存在义山（坟园）和地缘会馆，或者被询问祖籍哪里的时候，一般回答“广东”或“福建”。吉隆坡是马来西亚首都，为雪兰莪州所环绕。1880年，吉隆坡取代巴生，成为雪兰莪州首府。到了1896年，吉隆坡被选为新成立的马来联邦的首都。到了1974年，雪兰莪州政府才正式将吉隆坡割让给联邦政府，成为马来西亚第一个联邦直辖区。因此，谈论吉隆坡，在官方数据上很难从雪兰莪分割开来。不论是过去或现在，吉隆坡的地位是如此显著，因此探索华人社群在这座城市的形成别具意义。华人从来就不是单一板块，在历史中地缘和方言群尤为重要，是结盟的重要指标。在马来西亚，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缘往往与方言画上等号，在马来西亚人数较多或势力较强的方言，往往会成为地缘的方言代表。但方言群往往又跨地缘，在地缘认同更强的区域，方言认同则相对减弱。
吉隆坡的开埠及发展与广东省移民密不可分。与槟榔屿19世纪以来福建社群在华人内部占有压倒性优势、迄今通行福建话（即闽南话）不同，吉隆坡是广东省社群占压倒性优势、迄今通行广东话（即粤语）的城市。笔者曾撰文探讨了19世纪以来槟榔屿广东暨汀州社群的形塑途径，在相对弱势的情况下，槟榔屿广东社群不仅团结了省内客家、潮州、广府、琼州等不同的方言群，还吸纳了属于福建省的汀州（永定）社群，造就了北马独特的“广东暨汀州”跨省籍社群形塑模式。而吉隆坡广东社群从一开始就居于主导地位，这种占优势地位的广东社群形塑模式就具有和槟榔屿相比较的意义。
有关吉隆坡广东社群的研究，以马来西亚学者张晓威（Chong Siou Wei）成果最为突出。他撰文探讨了最后一任甲必丹叶观盛在任时的吉隆坡客家帮权政治的发展变化，以及其去世后广肇帮如何取得吉隆坡华人社会领导权的经过；还探讨了吉隆坡仙四师爷宫和客家人的密切关系。张翰璧等近来从田野考察和口述史角度进行仙四师爷庙和客家人关系的研究，认为19世纪因锡矿产业而产生的仙四师爷信仰，经过时代变迁，产生不同类型的在地化现象，其意义不仅在于呈现客家/华人在移民海外后的文化多样化与在地化的过程，更有助于了解国家脉络下马来西亚社会发展与族群互动关系。黄佩雯（Ng Pui Bun）从1907年吉隆坡仙四师爷宫庙产诉讼案入手，探究胜诉与败诉双方各自代表的新旧势力交替，以及这种跨祖籍群与跨方言群的受托成员配额如何呈现出吉隆坡华人权力结构的转变。上述研究皆立足吉隆坡华人社会整体的角度，除了张晓威的论文点明了19世纪末客家帮的衰落和广肇帮的崛起，其他人皆未深入剖析广东社群内部构成以及社群形塑。谢爱萍（Chia Oai Peng）主编《马来西亚广东人研究论文集》，其中收录的数篇论文则对吉隆坡广东社群内部各会馆进行单独研究，并且以社会功能为主要研究领域，由于雪兰莪广东会馆并不管理义山事务，故这本书也未对义山有所论述，更没有专门阐述雪兰莪广东社群的形塑与整合途径。因此，本文分别从吉隆坡广东移民来源的演变、广东义山总坟所见广东社群内部之分、雪兰莪广东会馆的成立三个角度来阐述吉隆坡广东社群19世纪后期以来的形塑与整合途径。
二、吉隆坡广东社群从惠州客家一枝独秀到广肇异军突起
雪兰莪州位于马来半岛西海岸，处在森美兰州的北方，霹雳州的南方，东边是彭亨州，西边则是马六甲海峡，幅员8104 平方千米。满剌加王朝被葡萄牙人覆灭后，柔佛王朝继承了雪兰莪地区的宗主权。17世纪源于望加锡群岛的武吉斯人进入雪兰莪，于1745年建立雪兰莪王朝，定都瓜拉雪兰莪。1857年，因锡矿开采，吉隆坡开埠。1874年，雪兰莪苏丹阿都沙末（Abdul Samad，1804-1898)与英国达成协议，接受英国委派参政司（Resident）管理州内除了伊斯兰教与马来习俗之外的所有事务。1874年12月，新加坡商人兼律师戴维森（J.A.Davidson）受委任为第一任雪兰莪州参政司，瑞天咸（Frank Swettenham）任副职。此后，雪兰莪统治权转到英国人手中。英政府管理雪兰莪之初，将首府设在巴生，直到1880年，才迁到吉隆坡。1896年，吉隆坡成为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的首府，1946年成为英属马来亚联合邦首府，1957年为独立后的马来亚联合邦首都。
英殖民政府在建立新的体制的同时，也进行各项调查工作。英殖民政府自1891年起在马来联邦进行人口普查，每十年一次，二战前共进行了五次人口普查。从第一次人口普查开始，华人就是州内最大的群体（见表1），直至今日。因此，雪兰莪的发展几乎与华人移民呈直线相关关系。
表1所见，华人在雪兰莪19世纪末的人口比例中，达到70%以上。即使到二战前最后一次1931年的调查，也达到了60%以上。雪兰莪华人最高领袖，是被雪兰莪苏丹和英殖民政府委任的华人甲必丹。甲必丹，即Kapitan，在华人的认知中，是指侨居在海外受群体公认的领袖。吉隆坡在开埠以后，四十多年内也有多位华人甲必丹，皆为客家人，列表2如下：
叶亚来原是双溪芙蓉华人甲必丹盛明利的手下，1860年盛明利被杀害后，他北上吉隆坡，不仅开拓了自己的事业版图，日后更成为马来亚华人历史人物的代表。叶亚来在1868年就从刘壬光手上接过棒子，坐上吉隆坡华人甲必丹之宝座，并推动仙四师爷信仰；1873年正式被雪兰莪苏丹册封为华人甲必丹。他担任甲必丹的时期，经历了雪兰莪由马来苏丹政权统治到英国介入管辖的转变。1877年3月，英殖民政府马来保护州属成立第一个州议会（State council）——雪兰莪州议会，在七人组成的州议会中，议员包括雪兰莪苏丹及参政司，而叶亚来是议会中唯一的华人。
英殖民政府的人口调查，是按照方言来划分的，惠州、嘉应、赤溪、大埔等客家人都被放到一个统计单元，貌似客家人就是铁板一块。事实上，虽然同属所谓客家，但是雪兰莪的惠州和嘉应等客家，在利益上各自成为一个单元，成立了各自的地缘社团。在19世纪60年代，雪兰莪境内的客家人以祖籍地为纽带，形成了两个集团，同时分别隶属于两个私会党：吉隆坡、安邦(Ampang)居民以惠州人居多，属于海山党；间征（Kanching）、士毛月(Semenyih)居民以嘉应州人为多，属义兴党。他们经常因为争夺锡矿或其他小事发生争执甚至械斗。马来酋长之间也因锡矿税收权的问题，时常发生战斗。1868年叶亚来继任第三任华人甲必丹，义兴党人表示异议。在随后爆发的雪兰莪内战中，海山党和义兴党分别支持了不同的马来统治集团。最后叶亚来的海山党支持的马来当权派一方获胜，也造就了吉隆坡的叶亚来时代，惠州客家帮在吉隆坡风光一时。
叶亚来去世后接任华人甲必丹的是叶致英，依然是惠州客家人。但在任不到五年就去世了，由叶观盛接任。叶观盛是赤溪客家人，赤溪隶属于广州府，所以他兼具客家帮和广肇帮领袖身份。他最后获委为华人甲必丹，固然可以维持客家帮的势力，但不可忽视的是广肇帮在他任内的崛起。叶致英去世后，华人甲必丹的候选人除了叶观盛外还有台山人赵煜（广府人），最后英殖民政府任命叶观盛为华人甲必丹的同时，还委任赵煜为雪兰莪华长，处理普通司法事件。在英殖民政府看来，自此，华人的帮派政治遂成客家（Khehs）与广东（Cantonese）帮权分立，彼此之相互制衡及牵制，而不再如同叶亚来之强人领导。如此之局，有利于英殖民政府的统治。但英殖民统治者没有注意到叶观盛方言上是客家人，但是地缘上他也是广州府人。他虽然是赤溪客家，却因为叶亚来的关系经常在惠州会馆内活动，并破例担任惠州会馆第三任会长。他这种跨地缘和方言的身份，造成了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吉隆坡华人社会领导权在叶观盛手里完成了从客家帮逐渐过渡到广肇帮。广肇帮的崛起还表现在广肇会馆和关帝庙地位和功能的提升，进而替代惠州会馆及仙四师爷庙，逐渐成为吉隆坡华人帮权的势力中心。在1898 年至1902 年叶观盛担任甲必丹期间，广肇帮调处华人纠纷事件竟高达486 宗，除广肇两府同乡外，还有别府乡亲。另外在人数方面，客家人也不再占绝对的优势。如表3所示，到了1911年，客家人仍是雪兰莪最大的方言群体，但主要来自广肇的操粤语的广东人快速增长，位居第二，1931年的时候，操粤语的广东人人数上就超过客家人居第一了。
在英殖民政府的人口调查中，Cantonese指的是操粤语者，Hokkien指的是操闽南话者。所以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语境下，广东人＝操粤语者，福建人＝操闽南话者。在这些华人群体中，客家人是雪兰莪州人口最多的方言群体，广东人次之。客家、广东、福建、潮州和海南是马来亚华人五大方言群，其他类别，如福州、兴化和福清等，在不同时期的分类中出现。英殖民政府记录的是华人的方言人群，并不是籍贯。其中操粤语的Cantonese主要来自广州府和肇庆府，另外惠州也有一部分操粤语者。客家人分布在嘉应、大埔、惠州、赤溪和增城等地，他们都按照地缘组建了自己的会馆。虽然英殖民者依方言将这些操客家方言者捏合到一起，但事实上在早期新马地区并没有一个客家认同的组织，地缘认同要高于方言认同。而中国原乡的行政区划，经常是跨方言的，因而英国殖民政府的人口统计，并不是华人自己的唯一认同尺度，而是英殖民者的视角。
在马来亚，客家人主要来自广东省，福建省之客家非常少，故本文将客家人归为广东省人。广东省人是雪兰莪最大的华人群体。1891年马来联邦人口统计，雪兰莪广东人（操粤语者）有7861人，客家有32411人，潮州1909人，海南1707人，操闽南话的福建人4524人，可见1891年高达86%的雪兰莪华人来自广东省。与1891年的4524人相比，福建人在1901年突增至30507，与客家人（36897人）和广府人（31461人）三足鼎立，涨幅增加了约6.7倍，但也只占了雪兰莪人口的28%，如果操粤语的广东人和主要来自广东省的客家人合起来，那就是广东省人占了雪兰莪华人的七成以上。1911年英殖民政府人口调查开始有了吉隆坡的华人方言群数据，当年广东省籍占吉隆坡华人的79.72%，1921年占吉隆坡华人70.8%，1931年占吉隆坡华人78.01%，这个比例和雪兰莪广东人占华人的比例基本一致。1911年，广府人占广东省籍的28.19%，客家占43.22%；这个比例，在1931年变成广府人占广东省籍的45.92%，客家占45.47%。从人口比例上看，操粤语的广府人的比例在逐渐增加，在社群的综合实力上，操粤语的Cantonese在1900年后就已经居于主导地位了。这从20世纪初广东社群内部的社会精英华商的籍贯就可以发现。
马来西亚早期华人史的研究，除了本地的中文史料和英文档案史料之外，保存在中国的资料也需要加以重视。雪兰莪中华商务总会在奏请清朝商部并启用关防后，将奏折、章程和职员名单，于宣统元年（1909）五月交苏州商会。这件名单保存在苏州商会档案中。我们恰好可以通过对宣统元年雪兰莪中华商务总会领导层籍贯来源的分析，略窥广东帮内部次社群的势力大小。该名单从总理到议员总共49人（一人出现2次），福建省籍只有5人，可见广东省社群在吉隆坡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剩余44名广东省籍的华商中，按照广肇、惠州、嘉应、琼州、潮州、茶阳6个地缘会馆来统计，数量和百分比如下表：
通过表4的数据，可以发现1909年雪兰莪中华商务总会的领导层，广肇籍占广东省籍华商的65.9%，这个比例和1916年吉隆坡广东义山募捐，广肇会馆捐款所占比例62.89%极其接近，说明广肇籍掌握了吉隆坡广东省社群的话语权。虽然正总理是惠州人朱晴溪，但惠州人仅有7人，仅占广东省人的15.91%。南海、番禺和顺德三个所谓“广东省城的县份”华商有18人，占广肇籍华商62.07%，可以说“南番顺”通过广肇社群间接在吉隆坡居于主导地位。广肇籍既然以广府话为主导方言，间接致使吉隆坡也通行广府话（即粤语，马来西亚当地称为“广东话”），直至今日。惠州籍只有7人，验证了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惠州客家的衰落和广肇籍崛起的事实，而且惠州府县归善县籍华商居惠州籍绝大多数。潮州籍华商职员全部来自海阳县，说明海阳县籍在吉隆坡潮州社群中居主导地位。
巧合的是，雪兰莪中华商务总会领袖以一年为任期，因此第二年（宣统二年，1910）的职员名单也保存在苏州商会档案，其中有接近一半的人员已经变动，对其籍贯进行统计如下表5：
1910年雪兰莪中华商务总会职员50人，福建省籍4人，在46位来自广东省籍的华商中，广肇籍依然以23位50%的比例掌握广东帮群的主导权。但是“南番顺”的比例在广肇籍中只占43.48，新会、新宁和鹤山为代表的“四邑”人实力上升，占广肇籍52.17%，和“南番顺”平分秋色。总体而言，广肇籍通过掌握广东帮群的领导权，从而间接掌握了吉隆坡华人社会的领导权。
三、义山所见吉隆坡广东社群的认同边界与内部之分
许多华南移民怀着淘金梦来到南洋，不幸客死异邦，骸骨难归故土。因此，从马来西亚最早的华人聚居地马六甲开始，就有了较为固定的葬地。葬地多选择地势高爽之处，以免为雨水所侵蚀，因此多被称为“坟山”“塚山”，或者“义山”。
1895年，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成立，吉隆坡成为马来联邦之首府。行政和商业的发展使更多人口涌向吉隆坡。英殖民政府知道，缺乏管制的义山可能会引发公众卫生等问题。因此，在都市土地划分上就明确标明义山用地，并在政府宪报发布之。当时的甲必丹是叶观盛，他与英殖民政府商榷华人义山事宜的档案尚可见于英殖民政府的官方档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吉隆坡广东义山只有广东省籍者方能葬入，相应的，福建省籍者葬入吉隆坡福建义山，广西省籍者葬入吉隆坡广西义山。吉隆坡广东义山在早期就成为吉隆坡广东帮群的外部认同边界。
在吉隆坡广东义山于1895年被政府认可前，广东人早已经建立互助团体。早年参加吉隆坡建设的多为惠州客家人，1864年叶亚来就建立了“惠州公司”，以安置刚抵达之同乡及供贫病之同乡食宿。及后由叶致英和萧邦荣建议改名“惠州会馆”。惠州籍人之外，其次是茶阳与嘉应州邑人，而后成立的会馆是茶阳会馆。广东人地缘性组织建立比较早，相应广东义山组织的成型就较早。但是与福建义山的管理单独归福建会馆不同，广东义山是由几个广东籍会馆共同管理。这可能与早年没有单独的广东会馆有关。广东义山先后是由数个粤籍地域性会馆组成义山董事会来加以管理。1916年12月，广东义山募捐，计广肇会馆献捐4000元、海南会馆1000元、潮州八邑会馆600 元、惠州会馆480元、赤溪会馆280 元。总共6360元的捐款，广肇独占62.89%。
1916年吉隆坡广东义山募捐中，赤溪会馆名列其中。赤溪为甲必丹叶观盛之籍贯，赤溪原属新宁县（1914年更名台山县），同治六年（1867）二月，成立赤溪厅，直属广东布政司。1912年成立赤溪县，1953年并回台山县。但是到1937年时赤溪会馆已经离开广东义山决策层，嘉应会馆和茶阳会馆加入。当然赤溪会馆离开管理层不是因为不重要，而是它已经能被广肇会馆所涵盖，嘉应会馆和茶阳会馆进来，如此广东义山就涵盖了南来的广东省大部分州府级社群，形成六大地缘会馆的格局。据1937年义山董事会章程，董事会设董事若干人，由下列会馆选出代表组织：广肇会馆六名，惠州会馆三名，嘉应会馆三名，琼州会馆三名，潮州八邑会馆三名，茶阳会馆一名。以后如有府属会馆成立，得由该府属会馆加选三名为董事，如有县份会馆成立而无府会馆包含该会馆者，得选一名为本会董事。产业受托员六名，广肇会馆二名，其余各一名，茶阳会馆除外。除了茶阳会馆是县份会馆，其他会馆都是州府级会馆。从中大致可知1937年后广东义山的决策层里，广肇籍占几近三分之一的席位，而惠州、嘉应、琼州和潮州八邑基本上平分秋色。茶阳（大埔）以一县之社群，在广东义山决策层里发言权最小，不仅董事名额最少，产业受托员还无份。可知二战前吉隆坡广东省各个次社群的权力分配比例分别为广肇6、惠州3、嘉应3、琼州3、潮州3、茶阳1。广肇籍在吉隆坡广东义山里的发言权最大。
总坟是凝聚社群的具体表现。对于某地移民群体规模较小者，仅设立“广东总坟”，涵盖广东省各地的方言群，比如槟城美湖的华人义山。曾玲认为社团总坟是社群认同的象征，是社群共祖之所在，透过对总坟的祭祀，即体现帮群内部社群的多元多重认同关系，也促进和显示了帮群社团的整合。当然，对新加坡以及东南亚乃至海外华人宗乡社群来说，有多种不同的整合社群的方式和途径，但无疑的，透过建构和祭祀社群共祖，以达至宗乡社群之整合，是其中最重要的方式和途径之一。可以说，社团总坟是各地缘社群重复祖籍历史记忆和凝聚社群关系的场所。此点对我们研究吉隆坡广东义山也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考察吉隆坡广东义山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地缘总坟的设立情况，能够发现吉隆坡广东社群的内部析分的情况。
从表6可见，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吉隆坡广东义山只有一个跨府州的广肇总坟，以及琼州和惠州两个府州级社群有总坟的设置，强调的是三者在19世纪末的时候，在吉隆坡已经有了相当实力的存在。但我们不能说没有总坟的社群，实力就弱小。比如吉隆坡嘉应社群就成立于1902年，但是“雪兰莪嘉应五属先人总坟”1983年才建立。1940年雪兰莪广东会馆第一届领导人中，四名受托人之一巫柏觐是梅县人，副会长张崑灵亦是梅县人，副总务周善初、常务董事陈济谋和董事林眉五也是梅县人。雪兰莪茶阳会馆肇始于1878年的茶阳公司，是吉隆坡广东义山六大会馆组织成员之一，但是一直到2004年才建立“雪隆茶阳（大埔）会馆之总坟”，是六大会馆组织成员中最后建立总坟的会馆。与海南和惠州没有下属县份总坟相比，广肇下属县份社群的总坟则明显要多很多。广州府和肇庆府绝大部分都操广东话（即粤语），二者联合有方言的基础。当然肇庆府籍和广州府籍的联合，主要是广州府籍居主导地位。属于广州府下属的联县社群总坟有东安总坟，这是广州府东南两个边缘县份东莞和新安的联合体。冈州总坟，是广州府西南新会、台山等四邑的联合体。县份社群总坟则有南海总坟、顺德总坟、番邑总坟、三水总坟、清远总坟、中山总坟、台山先人总坟、赤溪义冢坟墓。属于肇庆府下属的联县社群总坟有会宁总坟，“会宁”即四会和广宁两个县，二者在肇庆府西北山区。县份社群总坟则有明邑总坟、高要总坟和鹤山总坟，明邑就是高明县，为肇庆府府城所在。甚至广州府还有乡镇级的社群总坟——南海九江儒林乡总墓。广肇两府下属联县和县份社群总坟的数量多，和广肇籍人数在吉隆坡广东省籍人数中的比重较高正相符合。人数越多的府州级社群，就容易再析分为更多的县份社群。结合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吉隆坡广东省籍会馆和义山总坟的建立情况，我们画了下面的示意图：
从图1可以发现，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吉隆坡广东帮群延续了吉隆坡广东义山六大地缘会馆的架构，只是广肇由于人数众多，又在数十年间不断进行内部析分，但都还是作为广肇下属会馆而存在，并不影响六大会馆的架构。大埔社群被潮州社群排挤出去的现象，是中马和南马的普遍现象，造成了中马和南马潮州会馆大多加上“八邑”以示没有大埔人，与北马槟城、吉打、怡保潮州社群兼容大埔社群明显不同。吉隆坡广肇社群无论怎么析分出新的会馆组织，都是在广肇社群之下的内部裂变。同样，日后雪隆海南会馆析分出来雪隆万宁同乡会，潮州八邑会馆析分出吉隆坡暨雪兰莪河婆同乡会，其上都有所属的府州级的会馆，因此不符合进入广东义山的条款要求，故而无法改变1937年所奠定的吉隆坡广东义山由六大地缘会馆构成的基本格局，也无法改变吉隆坡广东社群的基本格局。
四、雪兰莪广东会馆的成立与社群意识的再强调
由于20世纪初开始，说粤语的广东人在吉隆坡的人数异军突起，加上原本优势地位的主要来自广东省的客家人，广东帮在吉隆坡已然占压倒性的优势。所以虽然雪兰莪福建会馆在吉隆坡1885年就已经建立，但是相对应的雪兰莪广东会馆却迟至1939年方成立。这一现象构成了以吉隆坡为代表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形塑的“中南马模式”，即来自广东省籍者众多，纷纷成立府州级的地缘会馆。吉隆坡广东义山早早就划定了以广东省为认同准则的有形和无形的边界，因此吉隆坡广东帮迟迟未建立广东会馆。我们从20世纪30年代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的活动可以略窥当时吉隆坡华人社会中广东帮的状况。
在1902年1月17日雪兰莪华人甲必丹叶观盛去世后，英殖民政府就不再设置华人甲必丹作为华人领袖。1902年6月26日，英殖民政府委任广东番禺人陈秀莲为雪兰莪华人州议员，以填补甲必丹叶观盛去世之后华人领袖之缺。1904年3月27日，吉隆坡华商成立了“吉隆坡商务局”，以填补华人社会最高团体的空白，首任总理为陆佑。1907年陆佑卸任，陈秀莲接任总理。同年3月清政府农工商部特派徐锐出使南洋考察商业，在吉隆坡商务局做演讲，时任总理即为陈秀莲。1909年吉隆坡商务局遵照清政府农工商部章程改组为雪兰莪中华商务总会（简称“中华商会”），“缮具章程，公举总协理各员，申请加札委用，颁发关防”，最后农工商部给与“雪兰莪中华商务总会之关防”的印信，之后担任了很长一段时间内华人社会的最高机构的角色。商会无法涵盖所有华团，因此1912年在陆佑的支持下，吉隆坡华人社会就联署向雪兰莪参政司秘书提呈一份关于成立“雪兰莪华侨会馆”的备忘录，但没有下文。1915年陆佑、张郁才等人倡议组织中华大会堂，得到积极响应。但因创建大厦发生连串问题，以及人事纠纷等争论不休，中华大会堂的正式成立延宕多年。
1933年10月20日，中华大会堂筹委会假中华总商会召开受托人会议，安排各大华团理事名额。广肇会馆、福建会馆和惠州会馆各派代表三名，广西会馆代表两名，潮州八邑会馆、番禺会馆、中山同乡会、东安会馆、会宁公所、三水会馆、福州会馆、永春会馆、茶阳会馆、嘉应会馆、赤溪会馆、琼州会馆、安溪会馆、最乐剧团、人镜慈善白话剧社各派代表一名，其他团体代表两名，雪兰莪中华总商会、雪州锡矿总局及马来亚树胶园主华人董事各出代表一名，组成中华大会堂理事会。其中可见广东省籍的会馆有16个理事名额，福建省籍有5个名额，广西省籍有2个名额。从理事名额上显示出广东省籍的压倒性优势。1935年首届董事选举的时候，广东省籍也有压倒性优势，董事由广东省籍的新会2人，顺德2人，大埔1人，福建省籍的永春2人组成。
在20世纪30年代，吉隆坡广东省籍华人已达三十万之多，各大小地缘会馆已经存在，但广东省籍社群尚未在“广东省”的名义下有过活动。直至广州在 1938 年 10 月 21 日沦陷，来自广东省的七百多位华侨随即在 26 日聚集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一致赞成成立“雪兰莪粤侨救乡会”，以筹募义款进行救乡运动。当时公推最德高望重的粤侨侨领张郁才为主席。随后，为凝聚力量，1939年7月15日雪兰莪粤侨救乡会议，决定将粤侨救乡会解散，并将所有善款都递交雪华筹赈会。会议结束时，认为应设永远同乡机构，遂一致通过组织广东会馆，成立筹委会。次年得政府批准，1940年6月15日，照章选出陈永为首届正会长，李孝式为副会长。“雪兰莪粤侨，鉴于粤侨杂居马岛各邦，所在多有广东会馆之组织，惟雪邦未有会馆建立，由是感情无从融合，乡谊无由维系，公益亦难以举办，乃于民国廿八年秋开粤侨大会，通过组织广东会馆”。这段话指出没有建立广东会馆，会产生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感情无从融合”，虽然有吉隆坡广东义山作为广东省籍人士的认同边界，但领导层固定在数个大会馆，大部分的小地缘会馆无缘进入；第二个是“乡谊无由维系”，各个小的地缘会馆无缘组织起来经常见面，没有办法形成“乡谊”，以至于有陌路之感；第三个是“公益亦难以举办”，广东义山理事会只处理义山事务，并不参与社会公益。广东省发生灾害，省政府或者广东省级的机构会给南洋的广东会馆来函请募捐赈灾，但是吉隆坡由于没有广东会馆，所以就没有合适的对接者。当时，吉隆坡的华侨大多数来自广东与福建省，广东会馆的成立几乎包含吉隆坡一半的华侨人口，雪兰莪广东会馆的成立，将吉隆坡广东省籍的大小会馆社团悉数纳入，解决了上述三个问题，进一步强化了吉隆坡广东帮的意识。
雪兰莪广东会馆的成立，使得吉隆坡广东人和广东省政府打交道更为顺畅。广东省政府可以直接对接雪兰莪广东会馆。有关广东省的各项事务也可以由雪兰莪广东会馆出面处理。从下面事例可以看出：
1940年，“广东省政府，以海外侨胞对祖国抗战贡献殊巨，特派姚伯龙、曾同春、许观之、陈卓雄四君为南洋侨胞宣慰专员”。吉隆坡就是由广东会馆出面组织欢迎宴会。4月10日，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团长梁定慧女士及团员等三位来吉隆坡，“此行使命，一为慰问侨胞，报告祖国抗战实况，促其努力捐输之热忱，二，报告国立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两年来在南北各战区工作经过，俾明了战地服务团在抗战中之作用，并寄以广大同情，以期提高回国工作之热忱，三，为申谢侨胞过去捐助中山大学建筑石牌新校舍及赞助本团之美意，四，为与海外侨胞各社团建立经常之联系，在抗战建国过程中通力合作，以解决一切精神上物质上之困难，五，为调查海外动员实况，征集侨胞救亡史实回国编印详细之报告书，呈报中央”。15日下午，雪兰莪广东会馆联合广肇会馆、嘉应会馆、惠州会馆、琼州会馆、茶阳会馆、潮州八邑会馆等粤属会馆假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举行欢迎会，对中大战地服务团的工作表示大力支持。
相对应的，雪兰莪广东会馆也会因故直接向广东省政府发函申请。1940年初，广东奸商操纵粮食价格，致使米价飞涨，民不聊生。海外广东会馆纷纷去函广东省政府请求禁止。4月24日，雪兰莪广东会馆函请粤府主席禁止奸商提高米价，并购买外米接济平民。1941年7月会员杨奕丞向会馆报告家乡之产业被无赖霸占强夺，7月25日，雪兰莪广东会馆决议函请粤府追究。
此后雪兰莪广东会馆对于承担广东省赈灾救济事，就变得名正言顺了。1941年4月25日，董事会通过将粤侨救乡会尚存余款一千一百四十一元八角八占，汇交国府行政院，转粤省主席救济南路沿海兵灾；11月10日，接纳雪华筹赈会函请办理救济粤省难童，及继续募款输将事。雪兰莪广东会馆成立后，广东省政府对前期筹赈广东有功的侨领给予了相应的社会地位。1940年3月，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聘请海外广东侨领为省政府参议，其中吉隆坡就有张郁才、陈永、朱嘉炳、陈占梅、黄伯才、李孝式、张崑灵、廖荣枝。陈永是雪兰莪广东会馆首任会长，李孝式、张崑灵是副会长，张郁才是正财政，陈占梅是副财政，黄伯才是董事。廖荣枝为广东新会人，陆佑之亲外甥，张郁才之姨表弟，虽然没有在雪兰莪广东会馆任职，但亦是吉隆坡著名侨领。朱嘉炳为出生于太平的潮州人，是吉隆坡著名矿家和种植家，马来联邦第一位华人立法议员。广东省政府参议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荣誉，表明这些侨领获得了祖籍国政府的认可。
综上所述，雪兰莪广东会馆的成立对统合吉隆坡广东省籍下属社群有重要作用，使得以“广东省”名义开展活动名正言顺，反过来这又进一步强化了吉隆坡广东社群的地缘意识，这对推动吉隆坡广东社群在二战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五、吉隆坡广东社群与福建社群、广西社群形塑途径的比较
在吉隆坡的矿工多来自中国闽粤两省，因叶亚来的关系，其中尤以客家人居多。1884年，英殖民政府为了引进更多资本进入吉隆坡，改变原来客家人独大的现状，有意将原来客家人独享的饷码（farming revenue）承包权转让予来自槟城的福建人。在遭到客家和广府人的反对后，即让福建、客家和广府人一起承包。承包权的转让，连带吸引许多福建和广府人来到吉隆坡，逐渐改变了原来客家人居绝大多数的局面。到20世纪30年代，福建籍人数虽然未能达到与客家、广府平分秋色的程度，但亦毫无争议地成为吉隆坡华人第三大社群。
由于大马半岛的福建省人主要来自泉州和漳州，二地皆以闽南话为主要口语，所以闽南话又被称为福建话，英国人的人口调查数据中的福建人“Hokkien”，所指主要是籍贯漳泉者。但是在不同的区域，籍贯福建的社群组成千差万别，吉隆坡就自有其认同的标准。早期南来吉隆坡的福建人集中在泉州辖下的安溪、南安和永春三县，所以这三县籍贯人的势力在吉隆坡福建人中占压倒性优势，反而兴化人和福州人处于劣势。虽然福建人内部次生社群数量不一，但吉隆坡福建人社群的形成，就是通过省级区域形成认同界限的。这与吉隆坡福建人所处的华人社会密切相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二十年内，雪兰莪州福建人的数量急剧增长，1885年就成立雪兰莪福建公司作为社群组织。到1911年的时候，仅吉隆坡就有福建人（即操闽南话者）12448人，兴化人有3554人，福州人有1383人。很明显，20世纪初的时候，吉隆坡福建人中开始出现了兴化人和福州人的势力。1885年即成立的福建公司早期虽然是仅以闽南方言群为主，但事实上，随着兴化人和福州人进入吉隆坡，福建会馆的董事群体的构成也必须要涵盖兴化与福州籍，随着时代的发展，兴化人和福州人也曾先后担任过雪兰莪福建会馆的会长和副会长。
雪隆福建会馆现有两个义山，皆坐落在如今的吉隆坡联邦直辖区：一个是有超过百年历史的旧飞机场路福建义山，另一处是20世纪80年代开辟的新街场路福建义山。福建义山由雪兰莪福建会馆单独管理和经营，这种管理模式一直持续到今天。福建义山能够由福建会馆单独管理，缘于19世纪后期在义山出现时属于福建社群的会馆只有福建公司和永春公司。1892年，永春籍人士成立“永春公司”，1922年才易名永春会馆。迟至有详细文献记载的1926年，福建会馆的管理层多为南来的永春人。1930年的正会长陈日墙是永春籍，同时他又是永春会馆的重要领导人，且永春会馆董事陈仁堧、颜滂祜、陈澎相、洪进聪、林世吟、陈云祯等多位同时又兼福建会馆董事。虽然当时正总理洪启读和理事黄重吉等多人是南安人，但南安会馆直至1939年方成立。说明其他福建籍人数和凝聚力在1920年以前低于永春籍，这就造成永春籍长期担任福建会馆的主要领导职务，也最终延续了福建会馆长期独自管理福建义山的局面，故关于义山的章程长期都设在福建会馆章程的最后一部分。
吉隆坡广西籍人数相对比较少，但是也有一定人数，在移民吉隆坡后就有了葬地的需求。1898年7月20日，广西乡贤汤东公向吉隆坡政府申请义山20亩，获得批准。此后历任吉隆坡广西义山理事长办事处设在苏丹街兆和号。这是广西籍人以广西义山为团结桑梓的机构。1902年2月12日，陈瑞林代表同乡呈文雪兰莪参政司，申请义山执照。1917年经众人讨论，办事处迁移到苏丹街69号。1922年在任义山理事认为扩大组织，加强团结的时机已经成熟，倡议创立“广西公所”，获得诸同乡的热烈响应。1923年4月21日正式成立。1952年正式以“雪兰莪广西会馆”为名获得社团注册。从广西会馆成立的经过可以推断，1900年前后吉隆坡的广西人数较少，但出于殡葬的需要，必须申请义山。随后围绕着义山理事会开展同乡活动。而后广西人逐渐增多，方以吉隆坡广西义山理事会为基础，扩大成立广西公所，从而最终演变为广西会馆。吉隆坡广西义山由雪兰莪广西会馆管辖。这是由义山组织演变为地缘性会馆的个案。
由上述可见，三座义山皆为三省人士专属葬地，但其管理模式不仅体现出各自的特色，也是各省级社群在吉隆坡发展阶段先后有别的直接反映。广东义山的管理模式体现出了粤籍各地域性会馆组织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福建义山的管理模式体现出了早期福建社群的单一和联合；广西义山的管理模式则体现出了早期广西社群势力的弱小。因此，早期吉隆坡三省社群势力有强弱之分。广东社群实力较强，由次社群一起管理广东义山，虽然后来成立广东会馆，但和义山并没有关系，管理机构各自独立。福建社群和广西社群实力较弱，分别由福建会馆和广西会馆管理福建义山和广西义山。当然大马半岛各地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各不相同，也就造成围绕义山各个方言群之间的关系也千差万别，最终义山在各地华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就大相径庭。由吉隆坡广东、福建和广西三大社群的形塑途径相比较，可以看出省级社群各自的实力有大小之别，各自形塑社群过程的表现各不相同。由此可见，马来西亚各地华人社会形塑途径各具特色。
六、结 语
与马六甲华人社会兴起于17世纪、槟榔屿开埠于1786年相比，吉隆坡1857年开埠已经很晚了。这里因锡矿而兴起，因矿工的需求而致使客家、广肇、福建等社群先后前来。随着19世纪末广肇社群的异军突起，吉隆坡华人社会的面貌也在20世纪开始就有了很大改变。广肇社群自此掌握了吉隆坡华人社会的领导权，且广东话也成为吉隆坡华人社群的优势方言。随着华人甲必丹不再任命，雪兰莪中华商会和中华大会堂先后成为吉隆坡华人社会最高领导机构。广肇社群最初通过雪兰莪中华商会掌握了吉隆坡华人社会领导权，而后20世纪30年代再次通过雪兰莪中华大会堂间接掌握了吉隆坡华人社会领导权。再通过成立雪兰莪广东会馆，凝聚了广东省籍社群，而广肇社群在广东会馆占据优势。如此，广肇会馆→广东会馆→中华大会堂，层层递进的组织架构，成为广肇社群掌控吉隆坡华人社会领导权的抓手。
吉隆坡广东社群早期只是内部客家和广肇之间混合着方言和地缘的复杂竞争，对外却同属优势社群，因此并不需要太紧密的联合。但随着吉隆坡福建社群在20世纪初成为第三大方言社群后，吉隆坡广东社群内部才得以放下竞争，成立广东会馆以凝聚力量。各次社群的实力小，则广东会馆成立早且有影响力；各次社群的实力大，则只成立次社群会馆即可，不需要广东会馆的庇护。作为马来西亚最大城市，吉隆坡华人社群的整合，建立在广东、福建、广西等地缘社群的整合的基础上，尤其是人数最多的广东社群的形塑和整合途径，为理解马来西亚华人社群的整合，提供了一个有代表性的个案。当然，这种模式是否适用于马来西亚其他地区华人社群的整合，就有待更多的个案做进一步的研究了。
〔责任编辑 贾 益〕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2年第6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删去。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下载pdf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