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灭明，剃发易服，惨杀朱明子孙，禁毁明末史料，大兴文字之狱，钳制自由思想，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历史倒退。辽东之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太原之屠、广州之屠，血债累累，自是让汉族人不能不心生厌恶和痛恨。
但是历史毕竟是要向前看的，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辛亥革命已经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断，满清政权已经灭亡了上百年，现在再反复纠缠这些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至于满清统治中国究竟合不合法的问题？其实毛泽东的一句话是最恰当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哪朝哪代都是如此，特别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更是如此，合不合法，最终也是由枪杆子说了算。
满清统治中国267年，其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和倒退不假，但它在开疆拓土和扩大中国版图及强化边疆民族地区的控制方面也是有很大贡献的，这一点很值得肯定。
今天中国的版图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格局基本上就是由满清奠定的基础。辛亥革命后，满清皇帝在《退位诏书》中说：“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后来中华民国完全继承了满清的领土，只可惜外蒙古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被国民党政权给丢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继承的是国民党留下的领土，这种继承是法理上的继承，在实际操作中当然是需要以武力作为后盾的。但是解放军不能去收复这个法理范围以外的土地，也是很明显的事实。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宣布对香港、澳门、台湾和藏南拥有主权，却不能宣布对中国历史上的领土越南拥有主权，这是因为越南早在北宋时期就丢了，并不是满清的领土，这种法理继承关系早就中断了。所以今天不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领土范围都没有超过满清的版图。说满清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就是这么回事儿。
严格来说，今天中国的领土面积和版图是历朝历代累积形成的，各个朝代对此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直接继承的满清的领土，和其他朝代只是间接继承的关系。
中国在强汉盛唐之时，虽然将西域纳入版图，但是在唐末五代的时候又丢了，元朝时西域大部分领土属于察合台汗国的管辖，明朝的势力范围不出哈密卫，后来更退回了嘉峪关。直到清代乾隆皇帝彻底打平准格尔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西域又才旧土新归。此后又几经反复，道光时又有张格尔之乱，同治年间左宗棠率200营湘军抬棺西征，“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最后于光绪十年，湘军大将刘锦棠在新疆建省，并废除了南疆的封建伯克领主制。
东北的开发很早，在明朝以前就是中国的领土，金代就有汉人生活在黑龙江的宁古塔，后来成为满洲民族的一个来源，明朝时努尔干都司管辖到了黑龙江流域和库页岛。满清在东北继承的是明朝的版图，清末还把库页岛给丢了。
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在秦汉就设置了郡县，但是将整个内外蒙古纳入中国版图是满清时期才办到的。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在《说居庸关》一文记述了他骑马走在南口狭窄的山路上，迎面来了一队骑骆驼的蒙古人，“与余摩肩行， 时时橐驼冲余骑颠，余亦挝蒙古帽，堕于橐驼前，蒙古大笑。余乃私叹曰：若蒙古，古者建置居庸关之所以然，非以若耶！余江左士也，使余生赵宋世，目尚不得睹燕、赵，安得与反毳者（指北方游牧民族）相挝戏乎万山间？生我圣清中外一家之世，岂不傲古人哉！”龚自珍的这段感慨，绝不是溢美之词，北方游牧民族历来是中原的大患，真正彻底解决了这个外部的威胁，也是满清才办到的，这得益于满清一整套的严格控制和分化蒙古各部的政策。龚自珍反复强调清代的边疆形势是与前代大不相同的，“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
青海的情况亦是如此，中央王朝的势力很早就进入了青海东北部地区，元朝时期整个青藏高原属于宣政院辖地，纳入了中国版图，明朝时期整个青藏高原名义上还是中国领土，但已经退回到羁縻状态，中央不能直接管辖。清朝雍正年间，平定了青海蒙古和硕特部顾实汗之孙罗卜藏丹津之乱，设立了青海办事大臣，总理青海事务。
康熙四十五年，西藏内乱，清军进入西藏，将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废黜，并押送北京。康熙四十八年，侍郎赫寿奉命前往拉萨监理西藏事务。康熙五十九年，清军再次大举入藏，打败侵入西藏的漠西蒙古准格尔部，留兵驻守，改革西藏政治制度。雍正年间，正式设立驻藏大臣，并增兵西藏。乾隆十五年，颁布《酌定西藏善后章程》，确立了驻藏大臣对西藏地方事务有最终的决定权。乾隆五十三年和五十六年，清朝大军两次打败了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军队，并追击进入廓尔喀境内，大获全胜。随后即出台了全面管理西藏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进一步强化了对西藏的控制，并规定了达赖、班禅及以下高僧活佛的转世实行金瓶掣签制度，由“驻藏大臣亲往监同抽掣”。驻藏大臣改称“钦命总理西藏事务大臣”，总揽西藏人事、行政、财政、军事、司法、外交等一切重要权力。光绪二十九年，英军第二次入侵西藏，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畏敌先逃，甚至还想逃到俄国去，满清政府说他“平日跋扈妄为，临事潜逃无踪”，下令将他废黜。光绪三十四年，又恢复了他的地位，并加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清宣统元年，十三世达赖和西藏上层封建主发动武装叛乱，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率部入藏，大败藏军，十三世达赖逃往印度，清军追到藏南，与英军对峙，并树立国界碑，赵尔丰筹划在西藏设立行省。辛亥革命爆发，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被杀，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在雅安军溃，十三世达赖返回西藏，驻藏清军陷入藏军重围，弹尽粮绝，几次写血书到内陆乞援兵，不果，后绑架达赖家人而突出重围，万里班师，茹毛饮血，与狼争食，尸饱馋鸦，大部分都饿死在路上了，幸存者陈渠珍留下一部回忆录《艽野尘梦》。此后西藏即处于事实上的半独立状态，直到解放军入藏。
改土归流之事，早在明朝就在开始进行。但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明朝改土归流的规模还在小，而明朝皇帝对于改土归流也不积极，往往告诫边臣不能轻开边畔，这在《明实录》里经常都能看到。总而言之，明朝政府的边疆政策是比较收敛的，这是它的一贯政策，也是《皇明祖训》中规定的明朝祖制：“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
而满清却不是这种情况，由于所处政治环境的压力，迫使它制定了一条“联蒙以制汉，而以汉制四夷”的国策。满洲是关外的一个小部落，其入关之时总人口只有20多万，而明末汉族人口已经上亿。为了统治庞大的汉族人民，它必须要拉拢蒙古民族作为它的帮手，然仅此还不够，它又创立八旗汉军和绿营军，招降大量明朝官兵，以充实它武力的基础，又扩大明朝的科举制度规模，屡开博学鸿词科，将大量汉族精英吸纳进它的政权。而在国家层面上，满清实际上也推行一种民族等级制度，满洲人的政治地位最高，其次为蒙古人，又其次为汉人，其它各民族的社会地位最低。不同等级的民族在清代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清代的科举实行两榜制，旗人（包括满洲旗人、蒙古旗人和汉军旗人）为一榜，汉人为一榜，前者中试较易，后者较难。但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嘉庆以前各省驻防的旗人要参加乡试，必须要到北京来考试，这和汉族不同，由于路途遥远，资斧难备，很多旗人实际上也没办法参加科举。其它民族是不准参加科举的，没有做官的权利。这其中只有回族和云南的部分白族、纳西族例外，因为这些民族汉化程度较高，有时候会被视为汉人，能够享受汉人同等的政治权利。在汉族和满蒙以外的其它少数民族发生冲突时，满清统治者和地方官员往往会采取偏袒汉族的政治态度。之所以会如此，也是有几方面的深刻原因的。一是汉族在人口方面仍然是清代的主体民族，满清为了维护统治，也不能不照顾汉族的民族情绪；二是汉族是满清统治时期国家赋税的主要提供者，而少数民族往往是不承担皇粮国税的，那么维护汉族地区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就是维护满清的统治根基，云贵总督鄂尔泰在给雍正皇帝的奏章中曾经指出“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汉）民必制夷”，鄂尔泰的这种政治见解，是得到历代满清统治者认可的；三是整个满洲统治集团无论从上到下，都是生活在汉族社会中，或多或少的都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有些人受汉文化的影响程度还很深，旗汉虽然不通婚，但是旗人中却有大量汉军旗人，他们仍然是汉族，和满洲旗人之间的通婚也很普遍，满族中或多或少都有汉族血统，即使是满清皇室也不例外，康熙皇帝和嘉庆皇帝的生母都是汉人，末代皇帝溥仪也说过他有汉族血统，在这种情况下，满洲统治集团无论从文化上还是从血统上，都觉得和汉族更要亲近些，而和当时未开化的少数民族非常疏远，这就不能不亲疏有别；四是满清地方官员大多数都是汉族，在汉族和少数民族发生矛盾时，自然会偏袒汉族。
当时陕甘刑律，至有规定“回杀汉以十命抵一命，汉杀回赔敛藏银二十四两”之条文（见《平回志》），“向来地方官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见《临潼记事》）。在针对少数民族犯罪时，往往也会比汉族加重处罚，如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刑部议准:“回民犷悍成习，结党为匪，仅照常例不足示惩。请嗣后回民行窃但经结伙三人以上及携带凶器者，不分首从，不计赃数、次数，悉照积匪例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地方充军。窝窃、分赃之家一律治罪。”对于其他少数民族，则更不当作人来看待，动辄军事征剿，搜山荡谷，犁庭扫穴。鄂尔泰在云贵搞改土归流时，多次训诫清军诸将，“猓夷虽具人形，而生性顽冥，与禽兽无异”，要他们在对待少数民族时，“生亦非恩，杀亦非残”，又指示对少数民族要多杀、快杀 ，“尔泰非好杀人也，但恐今日不杀少，明日将杀多”，并“督诸军分道穷搜屠杀，刳肠截脰，分悬崖树间”，“立沈命法，在者杀，去者杀，妇孺杀，稍有姿首之女子不杀，苟稍持名节亦杀，汉人妻夷女有儿者，则其夫必以汉奸杀。其杀戮之惨，有凿颅、批面、剁手、截足、划腹、抽肠、活絣、坐竿。血肉淋漓，挂于树石间者，亘十余里，极千古未有之残酷。”（见《滇云历年传》）后来鄂尔泰又挥师征剿“千里苗疆”，共荡毁苗寨1224座；杀苗民30万，13600多人被发配为奴。
有人认为满清大搞文字狱，阉割了汉文化中的华夷之辨思想，所以清代的汉族士大夫和文人是不讲华夷之辨的，其实这种说法完全不是事实。清代的官书和文人著作中，充满了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性论述和侮辱性称谓，大量的少数民族名称被故意丑化，专门加上一个反犬旁，比如凉山彝族在当时被写作猓猓，瑶族被写作猺，壮族被写作獞，连回族的回前面都要加一个反犬旁，以示“不侔于人类”，还有很多举不胜举的例子，这些字现在字库中已经没有收录了。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了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后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标榜各民族一律平等，才专门发布了政令，禁止对少数民族使用这种侮辱性称谓。清代的汉族士大夫和文人并不缺乏华夷之辨的思想，他们只是不敢对居于统治地位的满蒙民族加以诋毁罢了，对于外来的西方列强，他们仍然将其斥之为夷，甚至连满清皇帝都受到了这种影响，有所谓英夷、法夷、德夷之称，汉文化的影响对于满洲人仍然是潜移默化的。实际上清代不仅有华夷之辨的思想，而且还存在较为严重的大汉族主义。解放初期费孝通所著的《兄弟民族在贵州》和解放后搞的若干少数民族历史调查报告，其中所控诉的封建大汉族主义压迫少数民族的罪行，主要讲的就是满清统治时期的事儿。
历朝历代中，祭祀黄帝陵，就属满清统治者最为频繁，国家每有大事，甚至连皇帝、皇太后过生日，都要遣使告祭于黄帝陵。对孔子和儒学的推崇，这个人所共知，不必赘言。对历代汉族先贤，包括岳飞、文天祥等抗击外族的民族英雄，也纳入了国家公祭对象。雍正皇帝在岳飞墓前题写了“碧血丹心”四个大字，乾隆皇帝御笔亲书“伟烈纯忠”高悬于杭州岳王庙。清代杭州岳庙一再扩建，嘉庆、同治、光绪时期见岳飞墓前秦桧等人跪像损坏，又先后三次重铸。至于抗清的郑成功，康熙皇帝也赞誉他是“海外孤忠”。有人说肯定了元清是中国，就会否定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郑成功，这是历史事实吗？精忠报国的民族精神是哪朝哪代都需要提倡的，不能以现在官僚集团的无知来当做政治智慧。明末在抗清中殉难的文臣武将，满清政府也一一加以表彰，他们的事迹在清朝史官徐鼒所著的《小腆纪年》中都有详细记载，这本书甚至还引用了《扬州十日记》中的内容来歌颂抗清死难的史可法。有人说满清统治时期汉文化已经被边缘化了，或者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这是极为无知的言论。前代史学大家钱穆先生在《国史新论》中说，元清时期政权虽亡于上而文化和道统仍存于下，这才是比较客观的论述。
满清统治者对于改土归流是比较热衷的。早在康熙初年，就有吴三桂征剿水西，设立了大定、水西、永平三府，“裂其土以为郡，抚其民以供耕，可增如许军粮，聊佐公家万一之计，即黔之为省，亦得稍展幅员，是向之害黔者，今且益黔矣”。清代康熙以后，内陆汉族人口持续增长，生齿日繁，而能够开垦的土地几乎已经开垦殆尽，此正如乾隆时学者洪亮吉所说：“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是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龚自珍也说乾隆末年以来，“不农、不士、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游民问题这样严重，因此必须“大募京师游食非土著之民，及直隶、山东、河南之民，陕西、甘肃之民，令西徙”，“与其为内陆无产之民，孰若为西边有产之民”。这种庞大的人口压力，人满为患和人均耕地的日愈减少，迫使满清统治者向少数民族要地，向边疆要地，持续性的在边疆民族地区进行改土归流，并积极引导内陆汉族人民向少数民族地区深入，清代贵州和湖南频繁发生的“苗乱”，就与这种土地的激烈争夺有关。雍正以后，湖南、贵州、四川、云南、广西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也引发了大规模的民族战争。鄂尔泰之后，继任云贵总督高其倬仍主其事，将改土归流所得之夷地尽数安插失地农民和奖励清军，将“所给与兵民之田，俱令于分给之始，即立清界限，以杜将来纷争。其田给与执照，永远为业”，“数年以来，招徕开垦，野无旷土，商贾辐辏，汉土民夷，比屋而居，庐舍稠密，已与内陆气象无二”。嘉庆九年，著名学者张澍在《续黔书·序》中说，原来“黔之天则蛮烟僰雨，黔之地则鸟道蚕丛，其人则红革紫姜，其俗则鸱张鼠伏”，可是经过清代百余年的改土归流和征剿移民，贵州地区已经是“易椎髻而冠裳之，刊艿枿而郡县之，劖邛笼而守圉之，百余年来，盖浸浸乎济美华风矣”。清代道光年间的学者贺长龄曾经这样描述云南当时的少数民族，说他们渐渐读书习礼，而且往往有人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甚至“服食婚丧悉变汉俗，讳言为夷矣”。这个就是孟子所说的以夏变夷。满清统治时期，是整个汉族人口在边疆民族地区大发展的时期，也是汉文化和汉族势力范围在边疆民族地区大扩张的时期。伴随着改土归流的，是地方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强制汉化政策，儒学教育受到大力推广，夷俗夷语遭到禁止，婚丧嫁娶都需要按照汉族礼仪来办理。大量的少数民族被汉化，丽江的纳西族就是在清代才被深度汉化的，出了不少知书识礼的儒生，还有不少落后民族由生番变成了熟番。四川乐山城郊的竹公溪，自南北朝迄至道光以前，都是獠人的巢穴，所谓“竹公溪口水茫茫，溪上人家赛竹王，铜鼓蛮歌争上日，竹林深处拜三郎”，而道光以后，獠人在乐山绝迹。川西的羌人，也是在清代乾隆以后大量汉化的，今天四川的雅安和洪雅，有不少土著汉族就是清代羌人的后裔。连当时尚处于奴隶制度下的凉山彝族地区，嘉庆道光年间都有40万内陆汉族农民涌入。道光十八年，凉山一些地方已是“一半老林，一半垦地”。十九世纪末年，凉山东部雷波、马边、屏山一带地区，已经是农业发达，只有山顶和山坡上才有荆棘林，汉人称之为老林，其余地方则种上庄稼。随着西昌、雷波等地汉族居民区的发展，首先是在汉族商民大力经营下，矿冶业包括铜、铅、银等矿得到开采，至十九世纪末，矿硐就达十四处之多。连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的川滇交界泸沽湖摩梭人地区都有了大量汉族农民在开荒种地。当时为了鼓励内陆汉族人民向少数民族地区拓荒，满清政府还杜撰了一些宣传性的口号，诸如“打开万石坪，世上无穷人”，而万石坪就是在今天四川南部的峨边彝族地区。
当时满清在中国南方的开疆拓土，也是不容易的。乾隆皇帝仅仅为了打平一个大小金川，就前后历时七年，动用兵力和民伕六十多万，耗费军饷七千万两白银，杀张广泗、讷亲、阿尔泰、温福等四员朝廷大臣，阵亡将士三万余人，所付出之代价不可谓不惊人。而所得之地，不过是今天四川西北部阿坝藏族自治州的一小块高山荒原。这还是满清的极盛之时，军力和财力都能有所保障。清代著名学者魏源在《圣武记》里说：“我朝骑射长于西北，故金川西南之役难于新疆，安南、缅甸之功让于西藏，将毋吉林、索伦之劲旅，其技不宜于南方，故事有难易，功有优劣与？”
清朝末年，赵尔巽、赵尔丰兄弟担任四川总督和川滇边务大臣时，又继续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在凉山彝族地区拓地千里，设置郡县，并且加快了四川西藏和云南西藏的改土归流，筹备西康和西藏设省。直到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夕，继任的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都还在四川西藏收缴土司印信，平息叛乱，设治郡县，整修道路，他后来在被革命军关押期间，还完成了《西康建省记》一书，对西藏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进行了规划。
东北、内外蒙古和新疆，在清朝是被满洲人当做自己的保留地的，所以严格限制汉族人迁入，同治、光绪以后，边疆危机加重，这些地方都面临着被东西方列强蚕食和鲸吞的危险，满清乃取消汉族移民的限制，内陆失地农民和商人源源不断的闯关东走西口，到清朝末年，内蒙古的汉族人口已经超过当地蒙古人，东北和新疆的汉族人口数量也大增。
满洲以异族入主中原，到清朝灭亡的时候，它的总人口也只有两百多万，而清末汉族人口已经四亿五千万。在整个满清统治时期，由于实行严格的旗汉分治制度，旗人擅离驻地20里（关外定为40里）就是死罪，中国绝大多数地方的汉族老百姓压根儿就没有见到过满族人，而且是世世代代都没有见过。普通旗人除了“披甲当差”，又不准从事别的生业，也不和汉族人发生经济利益上的竞争，清代人的诗上说：“吾侪各自寻生活，回教屠牛养一家，只有旗人无个事，垂纶常到夕阳斜”。所以把清代的满汉民族矛盾说的大来不得了，也不是事实。满汉民族矛盾的尖锐，主要是在满清入关的时期。就以当时清代的四川来说，八旗军也就是驻防在成都满城里，在现在成都市中心的人民公园背后，由八旗满洲、八旗蒙古组成，最多的时候兵丁和家眷总共2万1千人，他们并不能离开驻地20里，其它四川各处城市和乡村并没有旗人驻防，四川老百姓一般根本就接触不到旗人，革命党硬要让四川汉族老百姓仇恨旗人，他也恨不起来。辛亥革命时期，成都的驻防八旗是和平易帜的，没有打过仗，“提督劝民民挂红，满城不闭有谁攻”，对旗人“一律待遇，不分畛域”，四川大汉军政府还拨专款二十万元建同仁教养工厂，收容贫苦旗人，解决生计问题。当时人曾感叹：“成都旗人在蜀二百余年，与地方绅民久相往来，素敦交谊，用能于共和之际，彼此毫无冲突，亲睦居然一家！”
中共创始人李大钊在民国时期所发表的《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中说：“吾国历史相沿最久，积亚洲由来之数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华民族，畛域不分、血统全泯也久矣，此实吾民族高远博大之精神有以铸成之也。今犹有所遗憾者，共和建立之初，尚有五族之称耳。以余观之，五族之文化已渐趋于一致，而又隶于一自由平等共和国体之下，则前之满云、汉云、蒙云、回云、藏云，乃至苗云、瑶云，举为历史上残留之名辞，今已早无是界。”中国人类学之父林惠祥先生在其所著《中国民族史》一书中也指出，以清末民初之形势观察，中国境内所有之少数民族同化为汉族已是势所必然。今天中国在民族领域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是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错误导致的恶果，少数民族的汉化之路被制度设计所中断，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如前文所述，满清入关之时，满洲总人口才20多万，到清朝灭亡的时候，他们的总人口也才200多万，以这样一个小民族来专制人口数亿的大民族，其政权灭亡只是迟早的事儿，那么满清的开疆拓土和扩大中国版图，其最终的胜利果实，都是要落到中国的主体民族手里的。满清统治者的主观意愿，当然不会是与人做嫁衣，但最终的结果，仍然难逃这种历史规律。所以满清之于汉族，不过功狗尔。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杨方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说：“康乾盛世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最大，它不仅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而且确定了现代中国人口的基本格局。”这确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论述。明初大理总管段世曾经说：“拟欲华夷归一统，经纶度量必须宽。”所以对满清开疆拓土和扩大中国版图及其强化边疆民族地区控制的历史贡献，国人应该要“高看一眼，厚爱一分”，对其在处理民族边疆问题时的成功之处，应该加以肯定，并且继承和发挥满清的这种长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