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跨国群体，国际移民既是居住国也是祖籍国的财富，特别是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际移民深度参与了传统移民国家的早期现代化建设进程。随着20世纪中后期发展中国家迎来现代化建设大潮，国际移民也在祖籍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与其他国际移民一样，华侨华人为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尤其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发挥了自身独特的作用。比如，1979-2016年，在中国吸收的外来直接投资中，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投资的比重长期占据六成以上。可以说，华侨华人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贡献巨大。
华侨华人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是国际移民与祖籍国关系的典型案例。学术界就华侨华人与中国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关系进行了诸多论述，相关成果颇丰。具体来说，一是聚焦华侨华人与中国改革开放、国家软实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是探讨侨乡现代化；三是从华商投资、跨国网络等角度探讨中国现代化；四是总体上论述移民与现代化、华侨华人与中国现代化。但有关研究结合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的新形势、从中国式现代化和国际移民比较视野探讨华侨华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互动等方面还不够。可以说，在华侨华人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特别是中国经济现代化方面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与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之间呈现出广泛、深刻的互动趋势，中国在发挥华侨华人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总结提炼相关经验，对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有关国家发挥海外移民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国际移民与祖籍国经济现代化
经典移民理论认为，在国际移民活动中，移民通过自由流动获得了更多物质收益，祖籍国也通过与国际移民的紧密联系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大多数情况下，移民与祖籍国之间存在着双向互惠的关系，移民通过满足祖籍国对资金、技术的需求，可以成为祖籍国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同时，祖籍国经济现代化产生的巨大发展红利也能为移民共享。
国际移民组织对“国际移民”的定义为：国际移民是指离开祖籍国或常住国，跨越国家边界，为了定居性目的而在一定时期或永久性地生活在另一国家的人。近几十年来，国际移民规模一直稳步上升。据统计，2000-2020年，国际移民人数从1.73亿增长至2.81亿，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从2.8%增加到3.6%。中国、爱尔兰、印度、菲律宾等国都是移民来源大国，其海外移民在美国等移民目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贡献巨大。例如，19世纪，华人、爱尔兰人在美国西部交通、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贡献良多；又如20世纪后半叶至今，华人移民、印度移民在美国高新技术发展方面提供了智力支持。随着20世纪中后期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加快，这些国家的海外移民也在祖籍国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下面主要通过侨汇、侨商直接投资和人才回流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为祖籍国经济现代化提供了大量侨汇
对移民祖籍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来说，侨汇是非贸易外汇的重要财政收入。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中低收入国家的汇款流入从2015年的4470亿美元增加到2022年的6260亿美元。世界银行的报告认为，汇款是中低收入国家2015年以来外部资金的主要来源，超过了外来直接投资和官方发展援助的金额（见图1）。长期以来，侨汇是否推动接收国经济发展，是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有许多研究认为，侨汇能在国家、侨乡、移民家庭三个层面带动社会经济发展。在国家层面，侨汇能缓解祖籍国现代化进程中资金的严重短缺。印度作为全球第一大侨汇收入国，在2022年接收侨汇超过1000亿美元。大量侨汇的流入有效缓解了印度政府的财政赤字，为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最直接的资金来源。此外，侨汇作为国家稳定的外汇收入，能够平衡对外贸易。2022年，菲律宾的侨汇收入为380亿美元，是全球第四大侨汇收入国。对菲律宾而言，侨汇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长期在8%以上，是该国重要的财政收入，且侨汇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是较为稳定的外汇来源，有助于国家对外贸易的平衡。在侨乡层面，侨汇流入能够推动侨乡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在印度的主要侨乡喀拉拉邦，侨汇一度占到该邦财政收入的20%以上，在90年代末，该邦的人均收入水平也超出印度全国平均水平的49%。在菲律宾的侨汇集中流入地——国家首都区、中吕宋区、甲拉巴松和民马罗巴，侨汇收入主要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医疗行业建设，这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较为正面的作用。在移民家庭层面，根据2015年菲律宾中央银行的统计，侨汇使用目的依次是食品（71%）、教育（39%）、医疗卫生（28%）、应急（22%），以及生产性目的，如购买资产（13%）和开办企业（6%）。巨额侨汇在菲律宾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商品和服务需求，推动了国民消费，还有相当一部分侨汇被用于生产性目的，这在菲律宾国内创造了诸多就业机会。
（二）为祖籍国经济现代化提供了急需的投资
外来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流入包括中国、印度、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的外来直接投资中，侨商投资（
Diaspora direct investment, DDI）占有较大比例。相较于侨汇，侨商投资同样可以为祖籍国经济现代化发展提供急需的资金。据估计，1991-2001年，在印度的外来直接投资中，约有26%来自于海外印度人的投资。虽然侨商投资占比随着印度外来直接投资急剧扩大而减小，但该比重仍保持在4%以上。大量投资的进入，为印度创造了众多的工作岗位、提供了较为先进的技术。除此之外，侨资作为先行者进入祖籍国相关行业，能够产生示范效应，为其他外资进入相关行业提供信心。侨资出于共同的文化背景，凭借移民网络的社会资本，往往可以以更低的交易成本与祖籍国企业建立联系，并率先进入祖籍国。例如在索马里，大部分流入该国的外来直接投资来自其海外侨民。其次，对于处在经济转型期的国家，侨商投资能够帮助祖籍国本土企业建立现代化的市场经济运营模式。在经济转型初期，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缺乏清晰的认知。侨资企业具备双重文化、制度的优势。一方面，侨资企业长期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熟知现代跨国企业的国际运营方式；另一方面，侨企具有与祖籍国相同的文化背景。利用这一优势，侨资企业能够将更高效的国际企业运营经验引入祖籍国，从而促进祖籍国的观念更新与制度更新。
（三）人才回流为祖籍国经济现代化提供了知识和技术支持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持续人才流失被认为是阻碍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但近年来，人才回流逐渐成为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相关研究认为，通过国际移民，祖籍国可以将人才流失（Brain drain）转变为人才环流(Brain circulation)。具体来说，国际移民可以通过合资企业或技术许可的方式，将技术、知识作为直接投资的一部分对祖籍国进行知识转移，从而推动祖籍国的科技发展。比如，印度从海外印度人的知识转移中获益许多。20世纪90年代，印度政府确立了高科技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并通过建立软件科技园等手段吸引海外印度技术人才回流。印度海归人员为印度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通过与印度同胞分享市场信息、担任印度公司顾问、建立印度裔专业人士的全球网络等方式，促进了知识转移，帮助印度发展了举世闻名的软件产业。另外，菲律宾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也通过开展各类项目吸引海外菲人，实现先进技术的转移，相关项目包括：科技咨询理事会项目、海外侨民回国传授技术项目以及返回科学家项目。
相关国际经验表明，国际移民与祖籍国的经济现代化发展之间呈现出广泛、深刻的互动趋势，主要通过侨汇、投资和人才回流等渠道来实现这种互动。大量侨汇和侨商投资为祖籍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急需的资金，而侨企的跨国网络和国际化管理经验也为祖籍国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提供了借鉴。同时，人才环流和回流为祖籍国的经济发展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
二、华侨华人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优势与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并要求“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这是对新时期华侨华人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指引。华侨华人自身在诸多领域拥有独特优势，且对祖籍国有着深厚的情感和认同，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需要华侨华人的参与，同时也为华侨华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一）华侨华人的独特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华人发挥自身优势，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文化传播、科技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海外华侨华人在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中也同样具备天然优势，具体体现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以及关系网络等方面。
第一，华侨华人经济实力雄厚，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强劲支撑。回顾侨商投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侨企主动融入中国经济发展大潮，其行业分布与我国产业发展进程保持一致。改革开放初期，率先来华投资的侨资企业大多集中在以“三来一补”为主的轻工业；进入21世纪，随着国内市场需求的逐渐转变，侨企在生产服务业中的占比逐渐增加；随着侨商在华投资领域不断拓宽，侨企进一步转型升级，逐步进入到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科技等新兴产业。如今，海外侨商经济实力进一步增长，2019年世界华商总资产规模已达5万亿美元。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投资环境改善、发展空间增大，越来越多侨商选择来华投资，这将为中国的发展建设提供更强动能。以广东为例，截至2019年，侨商在广东投资企业超过6.2万家，占全省外资企业总数的六成多。2023年，中国侨商投资（广东）大会达成了对粤投资项目616个，项目金额总计6582亿元，涉及2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涵盖多个高新技术领域。各类华商大会在吸引华商服务中国经济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充分显示了侨商助力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第二，华侨华人人才科技优势明显，是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智力支撑。“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是我国2035年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知识和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而华侨华人中蕴含着丰富的智力资源。据统计，华侨华人中的专业人才超过400万，主要分布在北美、澳洲、欧洲、日本以及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已连续十几年成为美国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地。2014—2020年，4万多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取得了博士学位，其中有80.7%的人选择留在美国。在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中心硅谷，华人员工的数量达到25万。五分之一的硅谷工程师具有华人血统，约有18%的华人担任着硅谷的公司总裁。这些华侨华人掌握了较强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亟需的专业和高层次人才。
第三，华侨华人拥有广泛的关系网络，是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纽带。历史上，早期移居国外的华侨，为了团结互助和联络感情，曾以血缘、地缘和业缘等为纽带，自发建立起各种互助、联谊、自治的社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深入发展，华侨华人与中国联系更加紧密，在经济、文化、教育、政治等诸多领域形成了密切互动的多重网络。这些网络是搭建中外经济合作平台的天然纽带。对于希望开拓海外市场的中国企业来说，侨商的本地经验十分宝贵，是“走出去”企业本土化最好的咨询和合作对象。比如，2019年以来，华人华侨产业交易会等华商会议相继举办，面向全球华商推介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成果。这些会议在为国内企业联通海外侨商资源、开拓海外市场牵线搭桥的同时，也为海外华商来中国投资兴业提供了支持。
（二）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情感和认同
王赓武教授在总结东南亚华侨华人认同的基础上，认为华侨华人的认同既非同化也非双重认同，而是多重认同。在当今全球化日益加快的时代，华侨华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趋向复杂化、多元化，这具体表现在他们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并不是单一的、对立的，而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
首先，海外华人在政治上认同所在国，但对中国的政治认知逐渐加深。二战后，海外华侨在当地落地生根，在政治上已经成为所在国公民，他们对中国的政治认同非政治效忠和国家认同。但随着华侨华人与中国之间的跨国经济互动更加频繁，华侨华人对中国的政治认知逐渐加深，他们主动通过各种渠道向居住国政府、社会介绍中国繁荣、稳定的事实，并自发与海外分裂势力斗争，促进了中国和平统一事业的发展。目前，由海外侨胞成立的统促会组织已有200多个，分布在全球100多个国家。自2000年以来，“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已在海外及港澳地区自发组织20次。2022年，佩洛西窜访台湾，引起了海外华侨华人的愤慨，他们为维护祖国统一而自发组织起来。各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迅速在媒体上表态，对佩洛西的行径进行了强烈谴责，众多海外华人网民自发整理历史资料，在互联网上宣介“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相关历史。
其次，在民族认同上，不少华侨华人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维持多维度的联系和互动。在文化维度上，如廖建裕教授所说，随着中国的复兴，东南亚华人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兴趣上升，他们开始“再中国化”(resinification)。在经济维度上，中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伟大成就，使得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希望回到中国发展，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海外华人对中国经济、文化兴趣日渐增长，推动华侨华人群体的族群认同和华人意识的保持。
以最主要的华侨华人祖籍地省份广东省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吸引着广大粤籍华侨华人回归祖籍地，寻找自己的“根”。广东省是最早开展华裔青少年寻根夏（冬）令营活动的省份，“寻根”活动自1980年首次举办以来，已有四十多年历史。虽然参与寻根之旅活动的华裔，都已融入了居住国社会，但谈及自己的“根”，大都为自己的中华血脉骄傲。在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华侨华人对祖籍国向心力增强的大背景下，其民族认同也会更加强烈。
再次，海外移民在文化上仍可以归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也是国际移民的普遍现象。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华人文化）始终保持着热爱，他们将中华文化与居住地文化创造性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华族文化”，在保留中华文化精髓的同时，发展和丰富了海外中华文化。
（三）华侨华人的多方面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凭借对祖籍国深厚的情感和认同，华侨华人发挥自身资源优势，通过侨汇、投资和人才回流等方式，为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侨汇收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自1982年世界银行开始对中国的侨汇收入进行统计以来，中国的侨汇收入从1982年的6.16亿美元激增至2022年的510亿美元，40年间增长了近83倍。长期以来，中国是世界主要侨汇流入国之一，侨汇收入是中国外汇储备的重要来源之一，1982-2015年，侨汇收入占中国外汇储备的平均比重为2.88%，在比例最高的年份一度达到19.6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迅速增长，侨汇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有所下降，但侨汇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仍不容忽视。相关研究认为，虽然侨汇在短期内无法转化为即时的经济发展动力，但侨汇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第二，侨商投资推动了中国企业制度、经营模式的现代化。1979-2017年，中国累计利用外资额近2万亿美元，其中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对中国的投资占有重要地位，一直占中国吸收外资的60%以上。以侨资为主的外来直接投资大量涌入中国，缓解了中国市场转型早期资本匮乏的困境，创造了大量就业，并为中国的产业升级提供了相应的技术转移。除了以上直接效益外，侨资的注入还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其他影响。一是侨企促进了本地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早期来华投资的侨资企业以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该类侨企占侨企总数的比重超过40%。大量以“三来一补”为主的轻加工侨企在中国发展壮大，让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参与到现代国际分工之中。随后，积攒了一定实力的本土企业借助海外华商网络对外投资，进一步密切了与海外生产网络的关系。可以说，侨资企业为中国重新与世界经济连接起到了桥梁纽带作用。二是侨企推动了本土企业的现代化转型。在侨资密集投入的沿海侨乡地区，本土企业在侨企的示范下引入了许多市场化的制度创新，并迅速推广全国。可以说，侨资企业的现代化经营方式为中国本土企业接受市场经济运行模式、克服意识形态阻力提供了范本。
第三，知识、技术人才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智力资源。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政府就开始通过推行各种政策鼓励海外高科技人才为国效力。这些人才将海外的最新技术、专利带回中国，并在国内外高科技产业之间建立联系，促进了中国与国际的前沿技术交流，推动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华侨华人是新时期中国引智的重要来源。越来越多的华侨华人科技人才选择“回流”中国，发挥自己的技术、资源优势，为祖籍国的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以广东省为例，截至2018年，广东省累计引进海外人才5.8万人，其中华侨华人达到70%以上，主要从事电子信息、精密制造、新材料等高科技行业。海外华侨华人高层次的专业技能知识、多元的产业发展方向，为中国经济的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如今，中国式经济现代化迈上新的台阶，对华侨华人的资金、人才、技术需求更甚，同时，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也为海外华侨华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华侨华人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利于广大华侨华人自我价值的实现、有利于侨胞所在国经贸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可以实现华侨华人、祖籍国以及居住国的“三赢”。
三、华侨华人推动中国经济现代化的经验与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华侨华人与中国的联系和互动更加密切，中国在发挥海外移民的作用方面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这对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其他国家发挥海外移民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中国长期实行有利于海外侨胞、住在国和祖籍国多方共赢的侨务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侨务政策不断完善、侨务理论不断发展，并始终遵循着“三个有利于”原则。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很重视侨务工作。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明确提出“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海外华侨华人是中国发展的独特机遇等著名论断，为侨务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侨务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发挥华侨华人独特作用同中国发展建设紧密联系。习近平总书记长期在侨务大省、新侨集中地工作、主政，积累了丰富的侨务工作实践经验，提出了很多重要的侨务论述。早在1995年，习近平曾撰文提出“大侨务”观念、“三有利”的侨务工作原则。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的新时代侨务工作主题、“根”“魂”“梦”的新时代侨务工作主线，侨务理论不断创新发展。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侨务工作的论述，虽然不同时期侨务工作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共赢”的理念始终一脉相承。
第二，重视并强化海外移民对祖籍国的文化认同。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文化认同，是他们愿意同祖籍国保持联系，乃至于参与祖籍国现代化建设的内生动力。加强海外移民的文化认同，是祖籍国涵养侨务资源的主要方式之一。中国在长期的侨务工作实践中，一直较为注重维护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并以此为出发点，鼓励海外侨胞作为“中华大家庭的成员”参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此外，有关部门和机构还通过文化交流活动强化这一认同。例如，中国各地侨乡推出了“寻根”活动；在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例如春节、中秋节等，各侨务部门也会组织联欢会，并向华侨华人送上祝福；各种涉侨跨国文化交流活动、线上文化周活动更是数不胜数。
第三，实行开放的政策引进侨资。祖籍国采取的侨务政策往往形塑了该国侨资利用的格局。长期以来，中国实行包容性较强的侨务政策，并给予侨资较大优惠力度，这为华侨华人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起到了促进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广大华侨华人建立情感联系；鼓励他们参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无论在资金上，还是技术上。并且，为引导华侨华人投资特定行业，中国政府还推出了一系列精准的、策略性较强的优惠政策。例如，1990年推出《国务院关于鼓励华侨和香港澳门同胞投资的规定》。此外，允许侨资进入的行业、部门大幅扩展，允许侨商投资的区域也由经济特区扩展到沿海、沿江、沿边地区。中国始终以开放的态度欢迎侨商投资，并为侨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推动海外华商不断扩大对华投资，并最终融入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潮之中。
第四，通过立法切实保障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权益。祖籍国通过立法保障归国侨民的权益，有利于打造公平的营商环境，便利归国侨民往返祖籍国和对祖籍国的投资。中国重视侨界群众的权益，并初步建立起了侨务法律体系。1990年，中国根据“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原则，制定并颁布了第一部国家层面的涉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该法律在归侨房屋、教育、投资、出境、公益等方面做出了规定，影响深远。2015年，中国第一部保护华侨权益的综合性地方法规——《广东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通过并正式实施。此后，福建、上海、浙江、湖南等地纷纷跟进，推出地方华侨权益保护条例。华侨权益保护工作在地方范围内的开展，为华侨在国内的权益保护提供了坚实后盾，也便利了华侨在国内的日常生活。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对华侨权益保护工作情况报告的意见和建议》，标志着华侨权益保护的全国性立法迈上新的台阶。
第五，建设侨务工作互动机制，尊重和倾听侨胞意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侨务工作互动机制不断完善。具体来说，相关互动机制主要通过中央及地方“五侨”部门和机构的通力合作实现，“五侨”都具有收集海外侨胞意见建议，并向有关部门反映相关建议的职能，但不同部门具体职能不同，为侨胞提供的服务也有所不同。首先，全国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华侨委员会，保障了华侨、归侨享有相应的立法权、决定权和监督权，使得华侨、归侨群体能够直接参与国家、地方涉侨议案的审议，并监督涉侨法律的执行情况。历届全国人大都有华侨或归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归侨人数较多地区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归侨代表。”其次，全国及地方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专门委员会（简称全国政协）之一，中国致公党、中国侨联作为全国政协的组成单位，三者共同为海外侨胞提供了参政议政的广阔空间，让他们得以结合自身专业背景，就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共同推动有关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最后，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及地方侨办，作为侨务工作的办事机构，为海外侨胞提供了较为完善的涉侨服务。
第六，授予侨民荣誉，共享祖籍国发展成就。祖籍国给予做出重大贡献的侨民相应的荣誉，是对侨民贡献的认可，能够强化侨界群体对祖籍国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并加强侨民与祖籍国的情感联结。印度、菲律宾等国在这方面采取了不少举措，中国也有自己的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为表彰广大归侨侨眷为中国做出的贡献，中国政府会定期授予归侨侨眷中的杰出人物相应的荣誉。例如，在定期召开的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上，中国侨联、国务院侨办都会联合表彰“侨界杰出人物”“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各地方也会定期评选为当地做出突出贡献的侨界人士，并授予其荣誉。例如北京市的“京华奖”、广州市“荣誉市民”称号等。此外，国庆节等重大节日也会邀请海外侨胞一同观礼。例如，2019年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约2000名海外侨胞受邀观礼。
四、结语
中国、爱尔兰和印度等国都是移民来源大国，其海外移民在美国等传统移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20世纪中后期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国际移民也是祖籍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侨民通过侨汇、投资和人才回流等方式推动了祖籍国经济发展、为祖籍国发展提供了技术和人才支持。
作为国际移民群体之一，华侨华人在经济实力、人才科技和关系网络等方面拥有独特优势，并且对祖籍国有深厚的情感和认同，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需要华侨华人全方位的参与，而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华侨华人来说也意味着机遇。华侨华人参与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能够实现华侨华人、居住国、祖籍国的三方共赢。中国在发挥华侨华人作用方面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总结提炼相关经验，对推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和其他国家发挥海外移民的作用具有启示意义。
（摘自：陈奕平、曹锦洲：《国际移民与祖籍国经济现代化——以华侨华人为例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