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最新电影改编版《红楼梦之金玉良缘》于8月16日上映。影片由胡玫导演执导，其主要情节包括“宝黛爱情”和大观园改建等，以白茫茫一片的雪地开始倒叙，以黛玉泪尽而去为大结局。影片自上映以来，热议不断。
称赞者认为把宝玉出家放在开头、将宝黛初见留待片尾是巧妙的设置，并用年轻人喜欢的爱情叙事来诠释悲剧。吐槽者则认为这是在复制87版（指1987年电视剧版《红楼梦》）的经典场面，以短视频的方式完成剪辑，而故事主线却又是“阴谋”与“爱情”的混杂，演员表演、人物妆容和布景都给人“怪异”的观感。截至8月25日晚10点，一万三千余人在豆瓣参与评论，目前评分4.0。评分低于2010年李少红导演2010版（5.8分）。
《红楼梦之金玉良缘》（2024）剧照。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在过去两百多年间，无数人成为曹雪芹的忠实读者、痴心“红迷”。《红楼梦》的文本也经历了多番改写，最著名者为程伟元和高鹗所整理版本。早期戏曲的改写则让《红楼梦》有了可视的版本。随后电影、电视剧全面生产了“可视的《红楼梦》”。
或许很多书友都曾记得当年2010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开播之时，观众评论该剧画风“诡异”，并质疑演员的妆容和表演。如今电影改编版《红楼梦之金玉良缘》所受的否定似乎比14年前的新版电视剧还要多。
《红楼梦》（1987）剧照。
是否因为87版开播在先，已经塑造了人物形象，此后的改编再也无法获得人们的认同？这种简单的归因显然抹掉了不同改编之间的差异。林黛玉、贾宝玉、晴雯、刘姥姥……当我们去想象红楼中人，脑子里浮现的好像都是这一版的角色形象，他们的神情、面容和气质。参加《红楼梦》拍摄也改变了演员的人生：饰演林黛玉的陈晓旭皈依佛门，张静林因为饰演晴雯改名安雯，饰演薛宝钗的张莉多年来一直在微博上分享她和已故姐妹陈晓旭的故事。陈晓旭还曾在14岁时写下一首诗，《我是一朵柳絮》，“我是一朵柳絮，长大在美丽的春天里，因为父母过早地把我遗弃，我便和春风结成了知己”。字词间有一种忧郁。也不禁让人把她和黛玉联系起来。此外在坊间还流传着种种演员命运和剧中人物“对应”的故事。只因缺乏出处，这里无法一一赘述。
87版的选角、耗时，以及为剧建造的大观园都是后来改编无法复制的部分；电影电视剧的制作工业趋向于生产“快销品”，剧情的“起承转合”也开始短视频化。而这些还不是重要的区别。
学者陈维昭在朋友圈感叹，“既然有人可以把《红楼梦》往死里夸（所谓的经典化），就可以有人把《红楼梦》往死里玩（所谓的娱乐化），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枚硬币就是《红楼梦》的工具化”，《红楼梦》“已无家可归”。本文是他以《红楼梦之金玉良缘》的上映为缘起谈《红楼梦》被改写的命运。为什么说《红楼梦之金玉良缘》的改编是让人不满的，尽管这不是第一次也可能不是最后一次？撰文｜陈维昭
被改写的命运
任何经典的传播都以“被改写”作为基本特征，“被改写”是经典得以永恒的普遍途径。改写的具体情形甚为复杂，不过粗略分之，可归为两类。
第一类是旨在真实还原经典原貌，准确传达经典的基本精神，但由于每一位受众自身的个体性和历史性，其传播不可避免地嵌入传播者的个人烙印，经典已在传播过程中被改写。这一类改写可称为“延伸性改写”，它以贴近、“忠实于”原著为基本面貌。在这一类改写中，经典的精神家园清晰可见。我们会以“是否忠实于原著”去评判这一类改写的价值。
《红楼梦》，[清]曹雪芹著、[清]无名氏续，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0月。
第二类改写则是借助经典的文化权威，陈仓暗渡、借筏登岸，借用经典的外壳，把自己的另类思想、情感、嗜好捎带而出。在这类改写中，经典的精神家园已被改写者所淡化、忽略甚至不屑。这一类改写可称为“颠覆性改写”。对于这一类改写的价值判定，不是看它是否“忠实于”原著，而是看它能否提供某种对人类普遍价值的全新认识。因此这类改写又分两种情况，一是通过颠覆性改写，提供一种具有全新价值的思想认知或情感体验，如孔尚任的《桃花扇》，其忠实于历史的程度于其每一出的时间标示中已见端倪，但剧作最终却改写侯朝宗的真实历史，把他的新朝赴试改写成出家入道，表达了孔尚任对鼎革时代士人政治抉择的当代意识，这种颠覆性改写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颠覆性改写的另一种情况是出于“票房”“流量”的考虑，借改写以传达媚俗的廉价故事，这一类改写可视为“直播带货式改写”。
《红楼梦》是一部文学经典，其传播史虽只有两百多年，却同样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改写。
作为精英小说的《红楼梦》
在对各种改写进行价值评判时，首先涉及我们对《红楼梦》的经典性的基本理解。
《红楼梦》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嘉庆年间兰皋居士称《红楼梦》为“俚俗小说”，今天我们称它为“长篇章回小说”，均归之于通俗小说之列。但是，从价值追求、思想表达、情感抒写的角度看，《红楼梦》是不折不扣的精英小说。所谓精英小说、精英文化，是指不管这部小说的描写对象是市井细民，还是贵族世家，作者要表达的，是对形而上价值的追寻，是精神的冥思，情感体验的反省。曹雪芹以一种形而上的追寻去讲述他的故事，以一种高级的隐喻去贯串人物和事件。这个形而上的世界，就是曹雪芹的精神家园。作为精英小说的《红楼梦》，它与大众消费文化之间有着天然的拒斥。
曹雪芹画像（宋惠民绘）。图片来自中国美术馆官网。
《红楼梦》在叙事上的现实主义风格一直受到读者的注意，但《红楼梦》是从石头（贾宝玉）的角度来叙述故事的，这一点却必须引起我们重视。只有抓住这一点，我们才能窥见、贴近曹雪芹的精神家园。《红楼梦》原名《石头记》，是石头记下来的故事。贾宝玉反对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不走读书做官的路，因为“官”就像贾雨村、贾赦、贾政、王子腾之流，小说里写了他们的负面性，贾宝玉称他们为“泥做的骨肉”，是肮脏的。为排遣因拒绝主流价值而陷入的孤独感，他沉浸于青春少女之中，称她们是“水做的骨肉”，是纯洁的。于是有大观园的故事，有十二钗的故事。长得像女人的男人，也是纯洁的，于是有北静王、蒋玉菡的故事。龄官画“蔷”点醒贾宝玉，大观园女子之情各有归属，这宣告贾宝玉精神乐园的破灭，这是贾宝玉真正的悲剧。贾府最终被抄家，黛玉为宝玉泪尽而亡，履行了第一回那个“还泪”的前世诺言，宝玉已生无可恋，只有出家，回归大荒山。这就是石头的叙事立场，离开这个叙事立场，《红楼梦》就无法回到曹雪芹的精神家园。
最早对《红楼梦》进行改写的是程伟元和高鹗的一百二十回本，其后四十回把宝、黛、钗的关系处理成三角恋关系，把其结局改写成掉包计，建立起“诺言——负心——误解——死亡”的煽情模式，黛玉临终前的焚诗稿，尤其是那句“宝玉，你好”的怨恨绝望，让二百多年来的读者为之泪奔。这一煽情模式一直为大众消费文化所热衷，也为其后大量的《红楼梦》影视改编者所奉为票房制胜法宝。但陈晓旭认为，黛玉一生为宝玉而哭，泪已还，心愿已了，情字已经看透，她会带着一颗解脱之心，重回天上，而不会像程高本那样，让黛玉带着对宝玉的一腔怨恨、遗憾离开人世。可以说，陈晓旭已经成功地走进了曹雪芹的精神世界。
陈晓旭在《红楼梦》（1987）中饰演林黛玉。
《红楼梦》写了“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贾雨村徇情枉法，写了王熙凤杀尤二姐时将都察院等衙门玩弄于股掌之间，暴露了官场的腐败与黑暗。它写了大观园里众女子之间的明争暗斗，颇似《甄嬛传》里的宫斗。它写了太虚仙姑秘授贾宝玉与可卿以云雨之事，写了秦可卿离奇的死，再加上“淫丧天香楼”的朱批，艳情文化的解读呼之欲出。它写了刘姥姥三进大观园，展示了村俗文化。写了倪二、柳湘莲等小人物，涉及社会下层生活。所有这些，都被统摄于曹雪芹的整体构思之中。
如果把这些内容从《红楼梦》的整体中抽离出来，把《红楼梦》改写成“揭露四大家族罪恶”“艳情”“宫斗”“市井”“宝玉最终为劳动人民所营救”的文学，甚至把《红楼梦》诠释为清宫秘史，诠释为乾隆、和珅与高鹗的政治阴谋，所有这一类改写，都只能是平庸的乃至恶俗的改写，属于“直播带货式改写”。凶杀、暗算、艳情、窥隐、悬疑、以暴制暴、以恶制恶等，是大众消费文化中的关键词，改写者一旦想借助于这些关键词去媚俗，其改写必然会与曹雪芹的价值思考背道而驰。
《红楼梦》（1987）剧照。
演员的形象、气质也是内容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中，《红楼梦》可以说是最为特别的一部，晚清时期有“开言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是枉然”之说，20世纪初有胡适的“新红学”，之后又有1954年的“批俞运动”、1973年的评红运动，《红楼梦》早已深入人心，广大读者对《红楼》人物早已梦绕魂牵，早已与曹雪芹的精神世界气息相通。因而每一次的影视改编，其要接受观众检验的第一关，便是演员的形象、气质是否符合曹雪芹的设定。演员的形象、气质是观众通向《红楼梦》精神世界的第一道氛围。
早期银幕上的《红楼梦》。图为《红楼梦》（1927）剧照。
新版越剧《红楼梦》（2006）中的宝黛初见。
《红楼梦》的戏曲、影视改编历来不乏有影响的作品，但在演员形象、气质的设定上却良莠不齐。1958年徐玉兰与王文娟合作的越剧《红楼梦》连演54场，盛况空前，它在程高的煽情模式中加入了反抗封建家长包办婚姻的主题，这是五四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但相对于曹雪芹的价值思考来说，越剧《红楼梦》已属离家出走。由于传统戏曲舞台的灯光暗淡、舞台与观众之间的距离遥远，以及越剧演员的反串体制，当时的观众对徐玉兰的扮相并未有太多的不适。
《金玉良缘红楼梦》（1977）剧照。
1977年李翰祥执导的《金玉良缘红楼梦》，在第十五届金马奖和第二十四届亚洲影展上都获得了最佳美术设计奖。该片选取《红楼梦》中宝黛爱情的几个片断，如黛玉进贾府，宝玉摔玉，黛玉葬花，宝玉挨打，黛玉写《秋窗风雨夕》，然后就是掉包计，黛玉死，宝玉哭灵，贾府被抄，宝玉出家。今天看来，该片实属平庸，故事的改编虽未背离《红楼梦》，却不具备艺术上的感染力，更未提出有价值的思想或独到的情感体验。作为林黛玉扮演者，张艾嘉在片中站无站姿，躺无躺态，只具备道具上的功能。但该片演员阵容颇具票房号召力，它在当时的轰动与获奖，既与其明星效应有关，也与琼瑶文学模式在当时的风行有关。实际上，那种把感情表达“虐心化”的浅露处理方式有违我们对《红楼梦》的观感。
1987年王扶林执导的电视剧《红楼梦》之所以得到广大受众包括红学专家的认可，首先在于它努力完整地呈现《红楼梦》的原貌，不仅在故事面貌上贴近原著，而且在气质上力求神似。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演员的选角上。
病中的黛玉。《红楼梦》（1987）剧照。
我们应该明白，在小说中，无论是宝玉还是黛玉，其神情气质、举手投足，不仅仅是忧郁或者痴狂，而且都应该呈现出一种“文采风流”，这种“文采风流”正是《红楼梦》的精英气质之所在。电视剧中的陈晓旭和欧阳奋强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一点，他们身上那种“文采风流”的气质，尤其是陈晓旭眼中那种泪光点点、身上那种“文艺范”，让我们一下子进入了我们所熟知的曹雪芹世界，这在《红楼梦》的戏曲、影视改编史上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相比之下，在李翰祥的《金玉良缘红楼梦》中，我们只看到帅帅的林青霞，却看不到贾宝玉。李少红版的小宝玉和胡玫版的宝玉，脸上干净，却干净得苍白，看不到文化的影子，李版和胡版的林黛玉，其不能让人认可的，不在于她们是否漂亮，而在于她们都缺乏文采风流的气质。对“文采风流”气质的感受，是我们通向曹雪芹精神家园的桥梁。
《曹雪芹》（2003）剧照。
对颠覆性改写，人们有更高的要求
鲁迅曾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是在强调读者的心理定势对其解读方向的影响，但这不能成为改写的随意性的借口。颠覆性的改写更需要思想上的创造性和情感体验上的独特性。刘镇伟的电影《大话西游》彻底颠覆了原小说的人物关系和故事的性质，但在中国观众的眼中，该片传达出一种后现代的生存体验。由于有这种前沿性的价值，观众不会去计较该片是否忠实于小说原著。
《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1995）剧照。
当《红楼梦》改编不追求全面忠实于原著时，而是追求“创新”乃至“解构”“颠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对改编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即其改编必须提出具有前沿性的价值思考，必须能对当今遍被华林的思想、情感之雾有独到的呼吸领会。否则的话，如果只是迎合大众消费需求，只是为了票房，结果只能改成媚俗的作品。
《红楼梦》索隐，本质上也是一种改写。清人把《红楼梦》索解成“明珠家事”“傅恒家事”，主要出于对豪门秘辛的好奇。蔡元培《石头记索隐》把“红”字索解成“汉”字，带出了清末民初的反清政治叙事，其借《石头记》捎带出的“私货”，具有一定的当代价值。而当阚铎《红楼梦抉微》把《红楼梦》索解为《金瓶梅》的伪装、把通灵宝玉索解为男性器官时，《红楼梦》索隐便彻底走向大众娱乐消费。
1994年，刘心武发表学术小说《秦可卿之死》，其情节基础是《红楼梦》里关于秦可卿的描写和脂砚斋的批语。从写作艺术来看，这部小说是引人入胜的，是成功的，它对《红楼梦》中不大连贯的秦可卿故事提出了有新意的别解。但是，这个被抽离出来的秦可卿故事已经远离了曹雪芹《红楼梦》的整体艺术思维，而且《秦可卿之死》所蕴含的大众消费元素值得我们注意，艳情、乱伦、窥秘、悬疑等大众消费元素是这篇小说的“戏胆”。而这一类小说创作旨趣正是曹雪芹所要超越的。
根据刘心武小说改编的《秦可卿之死》（1999）剧照。
曹雪芹对林如海死后其家财去向并未作更多的明示或暗示，也没有将此与《红楼梦》的主要情节或人物相关联，甚至其家产之丰厚与林黛玉的性格刻画之间是相矛盾的。清代道光间涂瀛提出了林家财产的问题，说林黛玉葬父来归，数百万家资尽归贾氏，由凤姐管理。故凤姐必置黛玉于死地，实为尽吞其财；若黛玉为贾氏妇，则凤姐需将林家财产归还黛玉。后来陈大康教授专门写了《荣国府的经济账》讨论林家财产的去向问题，从学术的层面推测故事情节中的疑点。但胡玫版的《红楼梦》即以此为起点，以“阴谋与爱情”为主线去整合大观园、宝黛婚姻等重大情节，一方面，这悖离曹雪芹《红楼梦》整体艺术思维，另一方面，这样的主题切入了“宫斗”“暗算”“悬疑”等大众消费元素，在思想认知和情感表现上未能给我们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才是人们对胡玫版《红楼梦》最大的不满。
总之，对《红楼梦》的改写，要尊重原著，努力贴近曹雪芹的精神世界和《红楼梦》的整体艺术思维，回归《红楼梦》的精神家园。如果要在《红楼梦》身上别开生面，别出峰峦，则必须能够提出有价值的思想认知和深刻的存在体验，倘能如此，则也可以在另一个层面上与曹雪芹的精神气质气息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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