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寰宇，定王封：明朝对云南的收复和同化

​​自明朝建国起，经过十余年的征战，几乎把元朝在中原的统治连根拔起，但退居边疆的元朝残余势力依然对新生的明帝国虎视眈眈，伺机反扑，其中就包括割据云南的元梁王巴匝剌瓦尔密。 明帝国后期实控疆域 为了剪除这些反对势力，明太祖先后多次派兵出塞，深入草原打击北元，洪武十一年（1378年）四月​，元昭宗在应昌去世后，北元势力愈发衰微，特别是盘踞贵州水西的土司政权归附，让收复云贵地区的时机逐渐成熟，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任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统率24万将士征伐云南，开启了明朝统一战争中南方的最后一战。 ​云南地区在唐宋时期曾先后为南诏、大理等政权所统治。元朝灭大理后将整个云贵高原纳入版图。至元末明初，云南为元朝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盘踞，割据四川的夏主明玉珍就曾经派兵进攻云南，结果失利而归。而这个盘踞云南的元朝军阀，梁王巴匝刺瓦尔密，也是大有来头，其家族可直接追溯到元世祖忽必烈。 公元1253年，蒙哥汗命忽必烈率十万大军进军云南，万里袭滇，乘革囊强渡金沙江，平定云南后，忽必烈封其孙甘刺麻为元在云南的王政代表，称梁王。元代镇守云南的宗王有两个级别：梁王和云南王。云南王于至元四年（1267）初封，镇善阐、茶罕章、东秃赤哥、金齿等处，拥有监督、干预行省事物及统兵、指挥作战等权。 元朝的梁王爵位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始封。颁赐金印兽钮，为一等王，地位在云南王之上。握有重兵，有监督、干预行省事物和指挥用兵的权力，是蒙古皇族在云南的最高代表。 到了元朝末年，统治云南的是末代“梁王”巴匝刺瓦尔密，由于是忽必烈后裔，自然而然成了各地反明复元之士的投奔对象。1368年，元朝皇帝出逃大都，在上都（内蒙古正蓝旗）建立北元政权，此时梁王巴扎瓦尔弥仍然效忠北元皇帝，独守云南，从此开启了和明朝持续十余年的武装拉扯。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也曾想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云南问题。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朱元璋在还未平定四川时，就曾派使节诏谕云南梁王，赐予他冠带、衣服。这时的朱元璋是将云南放在和日本并列的地位，试图将其作为一个藩属国纳入朝贡体系，可见朱元璋对云南的定位也是经过反复变换的，此时的明朝立足未稳，因此对于如何处理云南的割据政权，目标还不是很明确。 ​1371年，朱元璋在消灭明玉珍政权后，顺势拿下了四川与今天属于贵州省的遵义一带的水西彝族政权，如此一来，就从北、东两个方向与梁王的地盘全面接触。次年，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派遣一位姓王的“翰林院待制”，到云南昆明，传谕给梁王巴匝刺瓦尔密，劝他献出云南，免遭刀兵。 梁王巴匝剌瓦尔密迟疑不决，虽然把王翰林招待得很好，但始终不对是否接受明朝招抚的事情模棱两可。最终在1373年（洪武六年年底），于来自和林的“北元”钦差脱脱的责难之下，梁王终于把这位使者杀了，表示对元朝忠心到底。 虽然使者被杀，但忙于应对北元反扑的朱元璋暂时不打算武力解决云南，依然以招抚为主。此后朱元璋又先后两次派了代表去：在洪武七年派元朝威顺王的儿子，已经降明的伯伯，结果伯伯到了昆明，直接向梁王投降了，回到了元朝麾下； 元代的云南行省 朱元璋又在洪武八年派湖广行省参政吴云出使云南。结果吴云走到中途，被同行的一个“铁知院”杀了。这个铁知院本是梁王的臣子，曾经奉粱王之命前往和林，被徐达俘虏，押送应天，朱元璋叫他陪同吴云去昆明，说服梁王，结果又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洪武十四年（1381年）八月，随着西北的平定，徐达、傅友德等北征乃儿不花获胜，乌思藏也基本臣服，朱元璋终于消除了进军云南的障碍。八月初一日，朱元璋告谕在廷文武诸臣，正式表达了自己将要征讨云南的意图： “云南自昔为西南夷，至汉置吏，臣属中国。今元之遗孽把匝剌瓦尔密等，自恃险远，桀骜梗化，遣使招谕，辄为所害，负罪隐匿，在所必讨！” 朱元璋的话得到了众臣一致赞同，随后，朱元璋下令诸将简练军士，为之后的出征做准备。在这一过程中，集结起来用于征讨云南的军队高达二十四万九千一百人，朱元璋为此提供了布帛三十四万四千三百九十疋，钞四十万八千九百八十锭有余，可谓倾全国之力为深入云南做准备。 经过一个月的准备，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初一日，朱元璋驾临奉天门，正式“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统率将士往征云南”，开始了平定云南的战事。傅友德等人受命后，朱元璋还感到不放心，又嘱咐他们说： “云南僻在遐荒，行师之际，当知其山川形势以规进取。朕尝览舆图，咨询于众，得其扼塞。取之之计，当自永宁先遣骁将别率一军以向乌撒，大军继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据要害，乃进兵曲靖。曲靖，云南之喉襟，彼必并力于此以拒我师，审察形势，出奇取胜，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将军以一人提劲兵趋乌撒应永宁之师，大军直捣云南，彼此牵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云南既克，宜分兵径趋大理，先声己振，势将瓦解，其余部落，可遣人招谕，不必苦烦兵也。” 朱元璋如此细致地定下作战方略，在此前的军事行动中是难以见到的，即便是洪武三年（1370年）的三路北伐，朱元璋也只是定下了一个大体上的战略，并没有如此细致。实际上，这也正是云南之役的不同之处。 在整个云南之役中，朱元璋一方面频繁致书前线将领进行指导。另一方面，他命沐英这位此前在平定西北叛乱中立有大功的将领，作为三位将军之一参加征讨云南的战役，并在战事结束后负责留下镇守云南，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西北地区的稳定对于明廷能够腾出手来进军云南的重要性。 整备完毕之后，九月一日，傅友德、蓝玉、沐英在龙江辞别朱元璋，率大军出发。九月二十六日，征南将军、颍川侯傅友德率军抵达湖广。在这里，他按照朱元璋布置的总体战略，派都督胡海洋等率军五万由永宁进取乌撒，以作为一支奇兵。他自己则率大军向既定目标普定进发。 颖国公傅友德，平定云南之后晋封公爵，达到了人生巅峰 十一月二十五日，平凉侯费聚率军作为前锋直趋普定。十二月十一日，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大军由辰沅经贵州抵达普定，迅速发起进攻，很快便夺取了普定，“罗鬼苗蛮犵狫闻风而降”。明军继续进军，夺取普安，向着朱元璋口中的“云南之喉襟”——曲靖进发。 朱元璋所料不差，梁王确实在曲靖布置了重兵。当他得知明军已经夺取普定后，更是加派司徒平章达里麻率精兵十万屯驻曲靖阻挡明军。元军重兵屯驻曲靖，明军又不能在曲靖过多耽误，必须迅速占领这里。面对这种情况，沐英对傅友德说：“彼不意我师深入，若倍道疾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上所谓‘出奇制胜’者，此也。” 傅友德认同了沐英的想法，于是加速进兵，然而明军还未抵达曲靖，突然天降大雾，明军不为大雾所阻，“冲雾而行，阻水而止”。此时明军发现自己已经抵达了曲靖附近的白水江。不多时，浓雾散去，达里麻突然发现一阵雾的时间，明军竟然已经抵达了白水江，不禁大吃一惊。傅友德打算趁达里麻仓皇失措的时节让大军迅速渡过白水江，然而沐英又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我军远来，形势既露，固利速战，然亟济恐为所扼。” 曲靖白石江战役，梁王惨败 于是傅友德整顿明军，在江边做出将要渡江的架势，达里麻果然率精锐部队在水上布防。沐英见达里麻已经中计，于是“别遣数千人从下流潜渡出其后，鸣金鼓，树旗帜”，达里麻见到后方出现敌军，急忙撤军回防，大军来回奔波，一时陷入混乱之中。沐英抓住时机，挥师渡过白水江。 渡江后战事还远未结束。达里麻此时稳住了阵脚，既然明军已经渡过了白水江，自己扼守江面也就没有意义了，于是后退数里列阵。傅友德待大军全部渡江后重新整顿人马，立即对达里麻发动了进攻，“矢石齐发，呼声动天地”，战况十分激烈。数个回合后，为了尽快结束战斗，沐英亲自“纵铁骑捣其中坚，敌众披靡，遂大败”。 白水江一战，达里麻所部遭受毁灭性打击，数万人马被俘，达里麻本人也在此战中被生擒。除了达里麻，其余被俘士卒，傅友德在加以抚慰后都尽数释放，让他们各回原业，由此笼络了当地民心，“夷人见归者皆喜慰，而军声益振”。明军随后顺利攻下了已经不堪一击的曲靖，获得了云南之役的关键胜利，一举锁定胜局。 当然，《明太祖实录》在这里刻意突出沐英，可能与傅友德和蓝玉后来都牵连入党案被杀有关。沐氏由于此后世代镇守云南，又在燕王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帝位后迅速转变立场，倒向朱棣，并与之建立了姻亲关系有一定关系。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就如同常遇春因为是懿文太子朱标的岳父而得到了朱允炆的刻意凸显一样。 梁王把匝瓦尔密听说达里麻兵败被俘，曲靖失守，他非常清楚自己此时已经是大势已去，“度不能支，乃与左丞达的、参政金驴遁入罗佐山”。与梁王的穷蹙形成对比，朱元璋此时可谓志得意满，他派遣使者携带自己的敕谕前往军中致意傅友德、蓝玉、沐英三人说： 内使罗信至，知将军调度有方，节制严整。普定诸蛮俱已摧奔，但未知此时事势何如？乌蒙、乌撒果降否？前恐蛮地无粮，符报将军令分军回卫，今知资粮于敌，军可不必回也。 总之，战况比朱元璋设想的还要好，傅友德资粮于敌，成功减轻了明军粮饷方面的困难。朱元璋此时已经不再担心普定方面的战况，他将目标对准了下一步将要面对的乌蒙、乌撒等地。他派遣宦官携带自己的敕谕，招抚这几处地方的少数民族酋长，谋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利用明军此前在云南的战绩及自己的怀柔政策迫使这些酋长归顺。 明廷的两手并用，让梁王在云南的局面进一步崩溃，右丞驴儿自曲靖逃回，进入罗佐山中告诉梁王说：“事急矣！奈何？”梁王毫无办法，又因为此前屡次拒绝朱元璋的招抚，更有杀害王祎之事，此时愈发觉得走投无路，只能携带家人及达的驴儿等人退入普宁州忽纳砦中。他烧毁自己的龙衣，让妻子、儿女自沉于滇池，自己和达的驴儿在夜里进入一间草舍，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自缢而死，结束了梁王在元末明初盘踞云南的历史。云南地区得以在分离600年后，重归中华版图。 征服容易统治难，鉴于统治大理一带的元朝任命的云南总管段氏家族在整个元朝历史中不断的试图脱离元朝独立，即便是元朝退出中原，段氏也是与控制昆明一带的梁王争斗不休，在明军控制云南全境后，大理段氏虽然立刻就表示向明朝投降，但这个盘踞云南西部400余年的家族已然是尾大不掉，是明朝统治云南最大的障碍！ 于是明太祖朱元璋授意明军主将傅友德，断然回绝了大理段氏首领的请降和归附，傅友德斥段氏使节： 大明龙飞淮甸，混一区宇，陋汉唐之小智，卑宋元之浅图，天兵所至，神龙助阵，天地应符！ 刚刚攻灭梁王的明军军威鼎盛，趁势西进，将这个在当地势力盘根错节的地头蛇一举荡平。不再以土著大姓间接统治，而是由沐英这个义子的子孙，世袭黔国公永镇云南。  明军更开展了大规模的毁文焚书，将南诏和大理六百年历史下累积的所有书籍，所谓“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尽数付之一炬，再通过严刑峻法压制当地势力，将已经传承了数百年的南诏和大理文明连根拔起，近乎不复遗存。  自傅（友德）、蓝（玉）、沐（英）三将军临之以武，胥元之遗黎而荡涤之，不以为光复旧物，而以为手破天荒，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烬，既奏迁富民以实滇。 从唐朝时南诏立国起，借用汉字和汉字偏旁创立了僰文，并记录其独特语言，大理国延续下来，六百多年下来，已经累积了大量用僰文撰写的书籍。 而且这个源自中华文明的次生文明，在建立独立政权的六百多年里，深受南亚与东南亚文明影响，已经发展出有别于中原文明的独特性，假以时日，未必不会和同为中华文明次生文明的古代朝鲜、越南一样。 明朝的大规模焚书毁史，断绝了僰文传承，销毁了作为次生文明的南诏大理文明，也就在精神和文化层面，断绝其成为下一个朝鲜和越南的可能。  明朝还用几十年时间对云南地区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移民换种。江浙、江西、湖广等地的约300万中原移民，大规模迁入云南，并占据了交通相对便利的土地。 文明开化度较高的当地居民，有相当一部分被强行迁徙到当时饱经战乱、人口稀少的山东地区，并很快彻底融合为汉人，时至今日，山东很多地方还有祖先来自“小云南”的传说。  比如洪武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朱元璋给傅友德、沐英的口谕：  将云南布政司管下的百姓五万九千有零户、八万六百有零丁，除当马站急递铺口使了的，余外的见一户要一丁，自备枪刀，根大军下营征白夷。若不肯去的，等大军征了白夷回来，着总兵官领军拿了迁了。 简单说，就是那些不肯“自带干粮”跟随明军去打“白夷”的云南当地居民，都因此被视为政治上对大明不可靠，于是统统迁移到中原内地了。他们背井离乡到了千里之外山东，当然只能别无选择地接受汉化，当大明朝的普通百姓。 至于没有被迁徙的“白蛮”，和文明开化度较低的土著族群“乌蛮”，更被陆续驱赶到偏僻山区，分而治之。 也正是从明朝起，这些当地家族也纷纷变更族谱，捏造族史，宣称自己原本是祖籍江南、四川等地的汉人，只是跟随中原王朝的征讨大军才迁移到了云南，也就是所谓“冒籍”。 比如建立了大理国政权的“白蛮”段氏家族，也是从明朝后期成书的《南诏野史》中，变成了河西武威郡人。而众所周知，汉人段姓郡望武威，出了东汉太尉段颎等多位历史名人。 这些自称汉人后裔的“冒籍”者，更大规模的易风改俗，主动接受中原汉人的风俗习惯。 明朝政府倡导的大规模的移民换种，持续数百年的改土归流和强制同化，让原本民风剽悍的当地土著大规模接受汉化，改变原有祖源记忆，接受强势族群的新族源记忆，产生新的族群认同。这也彻底改变了云南当地的族群结构和民族比例，让汉人占据了云南的绝对主体地位。  明朝这种对当地文明堪称严苛的做法，看似绝对不符合现代社会倡导的“人道主义”， 然而，业已存在的历史事实，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从来不是仅靠在家里种地缝衣，而就是用火与犁、书与剑，去征服和同化了北狄、南蛮、东夷、西羌的一个个部族，才从黄河流域一个小小部族，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第一大族群。  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臣妾。殊俗百蛮，义无亲疏，服顺者褒赏，畔逆者诛罚，善恶之效，呼韩、郅支是也。 正如昭君出塞的佳话背后，是一个匈奴单于对汉朝俯首称臣，是另一个匈奴单于的人头高悬长安阙下，是犯我强汉，虽远必诛！是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臣妾！ 这才是大汉之所以为大汉，这才是华夏之所以为华夏。 云南地区的特殊地理、气候环境，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中国古代，确实是阻隔中原王朝大军的最好利器。因此，从汉武帝征服西南夷，攻灭滇国起，当地土著居民的反抗便此起彼伏。  公元223年4月，当刘备病逝，和东吴内通的南中豪强雍闿，杀建宁太守正昂，又把益州太守张裔绑缚吴国；孙权封雍闿为永昌太守；越嶲郡杀死郡将焦璜，牂柯郡杀掉从事常颀，南中三郡皆反。 这场叛乱持续了近两年，公元225年3月，诸葛亮亲率大军，深入险峻丛林，克服烟瘴侵袭，“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以卓绝的人格魅力让南中各族膺服， 雍闿被杀，孟获降服，到是年秋天，南中三郡平定。  从此，南中百姓从此真正接受蜀汉统治，当地的人员兵力、耕牛战马、金银矿产、犀角皮革，都源源不断地充作蜀军军资，使蜀国获得了一个稳定而资源丰富的大后方。 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是费用不乏。 当地善射的夷人，还被诸葛亮编练成军，组建了一只行动敏捷的山地步射军团：无当飞军，在此后蜀汉数十年战史中，屡建奇功。 然而， 南中各族甘心承受沉重的负担，为蜀汉北伐战争出钱出力，但却也是唯有诸葛亮此等千年一出的华夏圣贤，才能做到的奇迹。 从星陨五丈原后，南中各族对汉人统治的反乱便此起彼伏了。 蜀汉后期名将马忠、张嶷等，皆多次出兵平定当地乱事。 而就在蜀汉应对南中叛乱的几乎同时，诸葛亮的侄子诸葛恪，与其他东吴将帅如陆逊、贺齐等人，则继续着东吴政权长达近百年的对山越战争。 孙权更公开鼓励麾下将领通过胁诱、俘获、招募，将山越和其他蛮族“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化为自己的私兵部曲。有如此好处，东吴将领们当然积极踊跃，乐此不彼，战斗力远远强于去合淝“例行公事”的武装游行。  东吴名臣诸葛恪在三年时间收服了山越四十万众，并挑选其精壮，得到四万甲兵，令孙权大喜过望，终于在临终前立他为首席托孤大臣，以赏其功。 也正是这场伟大的征服战争，将江南地区原住民山越族清剿与同化殆尽，将秦汉时期尚是被蛮夷重重包围，一个个汉人聚集区星罗棋布的江南，真正变成了汉民族牢不可分的本土，为东晋永嘉南渡后华夏文明的火种得以延续，留下了一大块肥沃丰饶的生存空间。  当然，这种对比并非要苛责诸葛丞相，云南的特殊地理气候，确实使得汉人政权去汉化和同化当地土著的难度，远远大于江南地区。 从西汉到东晋的数百年里，名义上是汉人政权统治着云南地区，然而，陆续迁移的中原移民非但不能去同化当地土著，反而自己也半蛮族化了，相对土著较为发达的文明，更让他们往往成为分裂离心势力的代言人。  如从晋朝起，云南地区的首席大族爨氏，便是源出河东大姓班氏家族，居然还是民族英雄班超、史学大家班固的同族。然而，他们从东晋起，便利用远在建康的中枢政权的鞭长莫及，将自己家族势力遍布云南各郡县，经营得盘根错节，从此开启了“爨氏据滇”的半独立历史。 而且， 在从晋朝长达数百年的实际割据状态下， 爨氏家族自己也在和当地土著的通婚混居中，变成了有别于中原汉人的所谓“爨人”，并且使用一种有别于中原汉字的所谓“爨文” 。  到唐朝中期以后，当地土著“乌蛮”蒙氏兴起，打败爨氏，建立了完全独立的南诏政权。 在南诏国和此后的大理国时期，从前那些爨人，更进一步被“乌蛮”和“白蛮”融合同化，彻底蛮族化了，无论语言还是习俗，都找不到半点昔日河东汉人高门大姓的痕迹。 南诏政权是以“乌蛮”蒙氏为王族，大量的“白蛮”贵族为支柱的奴隶制政权，异常穷兵黩武，无岁不战，多次打败缅甸，吐蕃，唐朝，并屡次进攻四川、广西、黔中、交趾等地，大量掠夺汉人人口，贬为奴隶，供其军备生产。  特别是在唐朝末年，南诏（大礼）军两次攻陷交趾地区，“所杀且虏十五万”，这些损失的人口均以聚居在交通便利地区的汉人为主，也彻底改变了当地人口比例，让交趾的土著族群占了当地的绝对优势。 虽然南诏军之后被唐军驱逐，并因此多次战争中，军力和物力折损惨重后，导致国内贵族严重不满，终于由汉人大臣郑氏夺取其政权，并将蒙氏王族尽数斩杀。 然而，此前为中华直辖领土千年之久的越南地区，也在唐朝解体后，趁着五代十国的战乱，脱离中国独立。不得不说，正是南诏军的入侵和屠杀，起了关键性的反作用。 而建立了大理国政权的“白蛮” ，其族源原本就有两类，一种是汉晋唐时陆续迁入的中原移民，然后当地土著化了，一种是高度汉化的当地居民。他们之所以被通称为“白蛮”，就是为了和相对不够汉化的其他土著区别开来。所以，民族史学家认为白蛮是“异源同流”，就是血缘上的先祖可能有多个源流，但因为共同的文化特征形成一个族群。  蒙元王朝灭大理国政权后，对云南的统治便是保留了段氏总管府去继续统治云南中西部地区，与当地势力和光同尘，共建一片其乐融融的乐土，以至于被当时文人墨客歌颂为：  【千艘蚁聚于云津，万舶蜂屯于城垠，致川陆之百物，富昆明之众民。惟朝贡之是勤兮，犀象接迹而駪駪。如此池之趁海兮，亘昼夜之靡停。】——《滇池赋》昆明王升  然而，这种表面的繁荣，实则建立于浮沙之上，根本经不起风浪打击。就如同蒙元对高丽政权的控制一样，一旦国力衰微，便自然分离与反目。当元朝势力衰落，中原大乱时，段氏一族也立起异心，和蒙元梁王府相互攻杀。 从元、明两朝对云南的不同统治策略也能同样证明：态度再恭顺的附庸，也永远不如真正的自己人来得放心。也唯有如明朝对云南这般，才是真正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 在明军的战刀下，才能让那些被蛮族化的中原移民后裔，重新回忆起自己的华夏先祖。 同时， 明朝中期以后，中原汉人文化在云南的广泛传播，也杜绝了云南汉人在与当地土著的融合过程中，身份与文化认同再度异化的可能，完成了同文同种化的另一半拼图，其中，因“大礼议”事件被流放云南数十年的杨慎，贡献可以说居功至伟。  梦隔巴山外，祠遗昆海头。至今词赋在，文采壮千秋！ 杨慎个人之不幸，却是云南之大幸，中华之大幸！ 从此，不论中国国力怎么衰微如清末近代，云南地区依旧不可分离，也从此绝无真正成气候的“滇独”可言。 明太祖朱元璋对中华民族版图最终确立，确是功在千秋。在古代社会就有如此强大的政府执行力，当真何事不可为？ 云南地区独立六百多年，如果从爨氏据滇算起，实际独立近千年后，竟能重新归并为华夏本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亦是成功汉化征服的极好个案，收复华夏故土旧疆的成功范例：  大汉王朝：乐浪、玄菟、真番、临屯等海东四郡；交趾、九真、日南等南海三郡；  大唐王朝：安北都护府所辖的燕然、坚昆、贺兰、瀚海等众都督府；安西大都护府所辖的昆陵都护府，濛池都护府，康居、大宛、波斯等众都督府；安东都护府所辖的熊津都督府，室韦都督府北麓，靺鞨都督府东麓；  大明王朝：交趾布政使司；旧港宣慰司；缅甸宣慰司；老挝宣慰司；八百大甸宣慰司；奴儿干都司北麓；  高原雪域，大漠南海，凡日月所照、江河所经，华夏先民拓土开疆之地，皆为中华之旧疆。 看看千百年来，东亚大陆有多少民族兴起，又有多少民族湮灭？唯有我汉家儿女，与四方夷狄对峙千年，延绵至今。哪怕是气运游丝于缕，哪怕是曾经窘迫到了绝境，但每每有英杰圣贤出而力挽天倾，令我族群繁盛至现今的，还是我华夏神州！  中华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之大略雄图，无数华夏先贤横绝戈壁攀越峻岭开创的千年基业，后世子孙望之而潸然涕下。  汉家英雄的铜柱镇南之所，汉家将士的勒马燕然之地，皆是英杰儿郎建功立业的广阔天地，从秦汉到隋唐到宋明，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复兴轮回本是注定，且笑待金龙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