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穿越岁月连缀时光的国庆“三部曲”

    / 特约影评人张洪波 /

    2019年到2021年国庆档接续推出了三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从影片的命名、结构、取材、表达等摄制手法上，可以明确其作为“系列”电影的共同特征。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呼应的“三部曲”，以其不同以往的艺术表达方式，为观众带来了独特的观影体验。它们穿越岁月而延续，连缀时光而呈现，勾连起普通人的生动记忆，触动着无数观众的情丝心弦。

    小人物与大情怀

    《我和我的祖国》自拍摄与上映之初，便被视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片。其带给观众的惊喜，首先是不同于以往“主旋律”剧的取材方式。影片摄取的均为普通人的工作生活故事：国旗杆的设计者、受伤的技术员、上海弄堂的居民、苦练的升旗手、出租车司机、替补飞行员、戈壁滩的浪子——现实社会中最为平凡的“小人物”，成为“大命题”作品中的“主角”。此种题材取向一直延续着：农村进城的外卖员、喜欢发明的村民、扶贫的第一书记、火箭的研发者、工厂的推销员等，成为两部续曲的当然“群主”。电影将一群看似普通的社会角色，放置于平凡的日常工作中，自然、鲜活而又细腻地呈现出他们的人生状态，看似内容繁杂，其实情怀联通。《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父辈》中，均有对于航天工作者的表现，加上原子弹研制者的故事，将新中国发展过程中，众多先辈艰难开拓、无私无畏、奉献牺牲精神，进行了真实生动的影像赋形；再如两代升旗手的两段故事，勤谨拼搏、精益求精的工作追求背后，皆蕴蓄着由衷的责任感与自豪感；同为葛优扮演的出租车司机，出现在两部影片之中，作为琐碎、忙碌、艰难生活中的“小人物”，相互扶持，彼此鼓舞，角色故事虽不同，呈现出的却是相同的温情。

    “小人物”似乎缺乏辉煌事迹与英雄光环，却如散布于天空的群星，以其微芒照亮并温暖着历史与现实。“三部曲”中既具个体性又蕴普遍性的人物群像，展现出的是人们共通的美好情怀，观众可从他们身上看到熟悉的亲朋模样，映照出自己的人生面貌，观影过程中产生情感共鸣，也是情理之当然。

    平视角与大时代

    创作者们立足于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以“平视角”对其进行艺术审视与审美传达，同时时刻观照自己的创作意图，贴合影片的摄制目的，亦为国庆“三部曲”的一种自觉探索与艺术实践。“祖国”“家乡”“父辈”，都是艺术创作的“大文章”，《我和我的祖国》献映于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和我的家乡》播映于扶贫攻坚决战之年，《我和我的父辈》力图解读“父辈精神传承”命题，因而影片的摄制者有意识地将其创作视域，放诸“大背景”，观照“大时代”。三部曲虽然表现视角不同，分别呈现出“正剧”“喜剧”“悲喜剧”等类型特征，但就整体表现而言，可谓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交响曲”：开国大典、原子弹爆炸、女排夺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会、大阅兵、神舟载人飞船返回、农村医保、第一书记扶贫、航天事业发展、改革开放……而在第三部《我和我的父辈》中，又向前延伸到抗日战争，向后延展至未来世界。将人物故事与时代背景相互契合，令影片观照视域兼具了开阔感，表现内容更有历史厚重性。

    串珠式与大视野

    “三部曲”结构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将众多人物故事进行“拼接组合”，分别用“日期书写”“人像动态浮现”“过渡画面组接”等蒙太奇手法，连接起一个个分散的时空与场景，因而一些观众将其称为“拼盘”或“小品集”，其实观影过程中，如果将创作者对内容的精心选择等因素联系起来看，那么也许会发现，此种电影架构方式更近于“珠玉串联”。

    今年播映的《我和我的父辈》，可以看出创作者不断拓展艺术视野的努力，其所表现的历史时空的进一步延展，特别是其传达内容的渐次深入，令观众印象深刻且回味良久。以《诗》《少年行》两个单元为例，《诗》中充盈着人物性情之美和生命诗意之境，《少年行》则交融着亲子之情与哲理之思，令影片的艺术表现力与感染力，均有了进一步的增强。

    “三部曲”的篇幅变化亦影响着其艺术传达力。三部电影的组成单元渐次由7个、5个减为最后的4个，单元篇幅渐长，可以令内容呈现更为充分，表现节奏相对从容。

    但总体观之，每部电影的构架方式仍为一种串联：创作意图明确但导演风格不同、表现内容繁杂但表现深度有限、风格品味多样但难成宏篇大作。如《诗》之单元生动感人、细腻优美，情节推进却有明显的仓促拼接痕迹；《少年行》悲喜交融、构思独特，影片内涵却难以深度挖掘与细致呈现，因而就电影艺术而言，此系列电影可谓珠玑时现，但尚未达成“璧合”境界。  作者系东北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