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关系】非洲留学生在中国：历史、现实与思考

非洲留学生在中国： 历史、现实与思考 李安山 著 沈晓雷 译 内容提要 随着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在中国的非洲人社群不但成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而且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中国存在各种各样的非洲移民社群，如商人、留学生、艺术家和专业人士等等，留学生是其中的第二大群体。尽管是否可将国际留学生视为移民仍然存在争议，但大多数学术文献都认为他们是移民的一部分。通过对有关非洲留学生的研究、历史、政策及效果、来华动机及贡献等方面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非洲留学生在华经历以及中国对留学生的政策与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非洲留学生来华学习的热情日益提高，他们成为中非关系的积极参与者，大力推动了中国的国际教育合作。非洲留学生通过他们在中国的主观能动性及他们与中国人之间的交往，不但将非洲的文化价值观带给了中国，而且为非洲大陆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 键 词 中非关系 国际学生 非洲在华留学生 中国教育政策 中国政府奖学金 国际教育合作 作者简介 李安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100871）。 译者简介 沈晓雷，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07）。 研究、争论与观点 当前，国际社会对中非关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不同问题、各种观点和话语争论应运而生。非洲移民也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人们普遍认为非洲人社群只是近年才在中国出现，然而中国人与非洲人之间的交往可谓历史悠久。中非双边贸易额迅速增长，从2000年的108亿美元到2014年的2 200多亿美元。中国的非洲人社群也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起来，商人则成为在华非洲人社群中最大的群体。相关研究集中于在华非洲商人以及在广州和义乌的经济活动，也有人对他们在香港和澳门的商贸活动进行了研究。有的研究涉及非洲移民的生活、社会或宗教活动、他们与中国人之间的隔阂、中国政府对非洲移民的管理，中国人对他们的反应、他们将自己的看法带回祖国及中国发展对全球的影响。最新的研究重点则逐步从广东和港澳转移到其他地区。 留学生是在华非洲人的第二大群体。20世纪60年代，14个非洲独立国家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直到1966年底因“文化大革命”而关闭所有高校为止。加纳学生伊曼纽尔·哈维是其中一员。他撰写了第一本关于非洲留学生在中国的著作，抱怨诸种令人不愉快的现象，如政治灌输、语言困难、教育水平、社会生活、种族歧视。他指出有许多非洲留学生在1961~1962年回国，但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随后，他们对此问题的研究完全中断。“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非洲留学生都回国了。对中国非洲留学生的近期研究往往要回顾历史，或对中国当时的社会背景加以解释。1972年，中非教育合作重启。为支持坦赞铁路的建设，中国为坦、赞两国培训技术人员。有几部著作对坦赞铁路的文件、档案和来自非洲的受训人员等进行了研究。吉莱斯皮是第一位对来华非洲留学生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他的著作将非洲留学生置于南南合作的背景之下，强调中非教育交流项目具有知识转移功能。还有学者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非洲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之间的冲突，并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现象进行了批评。 自中非合作论坛建立以来，非洲留学生的数量急剧增加。中国学者或在中国的非洲学者对当前来华非洲留学生的研究颇感兴趣。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是中国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机构，通过调研和查阅教育部档案在内的资料，中心研究人员对来华非洲留学生进行了初步研究。当前，这一研究集中在4个领域，即文化适应、中非合作、教育管理以及专业教学（包括语言、数学和工程）。如果将“非洲留学生”作为关键词在中国期刊网上（2003~2014）进行搜索，共有47篇相关的期刊文章和硕士论文。关于文化适应的有5篇，教育管理6篇，汉语教学14篇，其他文章则与中非关系有关。有些报告和回忆文章也讲述了非洲留学生在中国的经历。中国奖学金制度是国际教育合作的成功，尤其在培养非洲留学生方面贡献卓著。 有关采用跨文化研究方法探讨非洲留学生的案例值得一提。一些文章以2003年一项对非洲和西方留学生在中国的“国外学生学习压力调查”为基础，该项调查对象是中国3个城市高校的200名留学生。问卷提出了30个问题，分为人际关系、个人问题、学术问题和环境问题四类，回收156份问卷，其中非洲留学生82份（男生46份，女生36份），西方留学生74份（男生32份，女生42份）。该项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评估不同性别群体（男生/女生）和不同文化群体（非洲人/西方人）在压力感受方面的差异性。结果显示，留学生均存在跨文化定位问题，不同群体对上述四类压力的整体感受无甚差别，但在每类压力的感受程度上有所不同。调查结果还表明，对于男生和女生而言，学术与人际关系方面的压力最为常见，日常困扰则给他们带来了最大的压力与挑战。另有一位研习心理学的非洲留学生，为研究非洲留学生在中国所经历的文化冲击与适应性，也展开过问卷调查。他分发了220份调查表，共收回181份。其研究结论是：非洲留学生在中国经常会经历文化冲击，应对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加强与中国人的交往；学历和性别的不同影响冲击程度，本科大学生和女生经历的文化冲击要超过研究生和男生。还有的研究涉及非洲留学生的文化适应、文化差异及其影响，以及不同的时间观与家庭观等问题。 至于中非教育合作所发挥的作用，科特马等人认为中国高校在双边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金将在华非洲留学生作为中国软实力的一个指标，豪根分析了中国招收非洲留学生的政策及其成效。其他学者认为，中国的教育援助是中非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非洲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还有一些学者讨论了中国在大学中或社会上对非洲留学生或研究生的管理问题。从事语言教学的老师探讨了如何以更好的方式教授非洲留学生汉语的问题。非洲留学生也发表了一些关于他们在中国的经历的文章，认为他们在中国社会中的行为能够发挥自身的能动性。 有人对教学方法提出了批评和意见，还有人对中国的非洲留学生政策的效果持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获得政府奖学金的非洲学生通常都会对他们在中国的经历感到满意，这使人们感觉有望通过教育项目增进中非之间的友好关系。尽管还存在一些缺点及可改进的空间，但在促进中非合作、帮助非洲进行能力建设和改善中国形象等方面，中国的政策相对比较成功。有人认为，中国并没有实现其政策目标，因为非洲留学生对他们所获得的教育质量感到失望，“对教育经历的失望妨碍了中国推广其价值观，并因此而破坏了中非教育交流在软实力方面所具有的潜力”。 这种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并提出具体建议的跨文化理论研究，具有一些相同特征。它们都从留学生的个人经历收集数据，研究者可能是非洲留学生。这类研究的缺点在于，它们通常以对某地方、某大学或某个国家的非洲留学生的个案研究为基础，因此必然存在局限性。如何在个案研究中应用相关理论也是一个问题。双向移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文化与非洲文化具有相似性，相互学习，尤其是人文交流通常会使双方彼此受益。然而，我们仍然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扎实研究。 历史、现实与趋势 非洲留学生在中国的历史始于1956年，当年有4位埃及留学生来到中国；2016年，中国有61 594名非洲留学生，60年来变化巨大。这一历史可分为4个阶段：1956~1966年；1972~1977年；1978~1995年；1996年至今。 非洲留学生在1956~1966年与中国进行了初步接触。1953年，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保卫青年权利大会上，中国青年代表团与来自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马达加斯加和法属西非的代表团进行了广泛接触并建立了联系。中国与埃及在1956年5月30日建交前便于4月15日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中埃教育项目始于互换学者与留学生。4名埃及留学生在1956年来到中国，其中3人在中国著名画家李可染的指导下学习中国国画，并在中央美术学院学成归国后成为埃及著名画家。 1957年，11名来自喀麦隆、肯尼亚、乌干达和马拉维（这些国家尚未独立）的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在50年代，共有24名非洲留学生在中国政府奖学金的资助下来华学习。60年代，中国开始与赢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开展教育合作，非洲留学生或技术人员是根据不同协议或项目来中国学习。与此同时，中国也派遣了一些文化代表团前往非洲，学习非洲舞蹈，非洲国家也派遣青年人来中国深造。1960年，在华非洲留学生的数量增加到95人。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1966年，共有来自14个非洲国家的164名留学生。“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校关闭后，非洲留学生不得不返回各自国家。 前文提到的加纳学生哈维对在中国经历的“种族主义”及其他不愉快的经历进行了抱怨。他对中国的负面描述引起西方国家的喝彩，而加纳总统恩克鲁玛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最重要的是，西方国家当时正在寻找一些有关中国的负面资料，哈维的书可谓适逢其时。从另一个角度看，哈维的抱怨也无可厚非。首先，60年代初中国国内遭受了经济灾难。尽管非洲留学生像所有留学生一样，在中国享受一些普通老百姓无法享受的特权和更高的生活水平，但当时正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发展最困难的时期，无法进一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其次，当时的社会条件决定了教条主义、社会禁忌和法律法规在非洲留学生与中国民众尤其是非洲男性与中国女性之间建立了某种“隔离带”。最后，无处不在的特殊政治氛围创造了一个社会交往的真空，使外国留学生的生活变得非常枯燥无味。然而，这也恰恰是非洲留学生观察中国的最好机会，也是他们第一次与中国人交往的时期。 70年代，中非关系的特征是中非兄弟友谊的观念深入人心，因为这一时期的许多非洲留学生都与坦赞铁路有关。60～70年代的两个重大事件极大增进了中非关系：中国向非洲派遣医疗队和修建坦赞铁路。中国自1963年向阿尔及利亚派遣首批医疗队起，共向47个非洲国家派遣了医疗队。为打破南非白人种族隔离政府的封锁，中国政府支持坦、赞两国修建铁路。坦赞铁路的重大贡献不仅在于将赞比亚的矿产运输到达累斯萨拉姆港，从而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帮助，而且提高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修建坦赞铁路还为中非交往提供了机会。当时，6 000多名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加入了筑路劳动大军，从而促进了中国人与非洲人之间的相互了解。为了帮助坦赞铁路的运营，中国同意从1972年6月开始为两国培训工程师。坦、赞两国接受培训的200名技术人员来到中国。来华学生的目的是为将来的坦赞铁路运营服务，并在北京交通大学等院校接受培训。他们首先学习公共交通方面的基础课程，然后接受包括交通、机车、通信、信号、铁道等专业的专业培训。这些人中的179人在1975年9月学成回国。1973年，中国全面恢复招收留学生。1973~1974年分别招收37名和61名非洲留学生。毛泽东主席在1974年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三个世界”理论，非洲留学生在1975~1976分别增加到113人和144人。截至1976年底，中国从21个非洲国家招收了355名留学生，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相应增加。这些留学生回国之后，在各自国家的交通及其他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78～1995年为非洲留学生在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中非双方交往逐步增加。改革开放后，中国恢复了与非洲国家之间的教育合作。然而，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国际留学生相对较少。1978年，中国共招收了1 236名国际留学生，95%获得了中国政府奖学金。这些留学生中有121名来自非洲，约占留学生总数的10%。当时，共有400余名非洲学生在中国学习，约占在华外国留学生的1/4。相关统计数据表明，非洲留学生的数量在80年代呈上升的态势，但1989年除外，即从前一年的325名下降到249名。随后，其数量一直在200名与300名之间徘徊，一直没有超过300名。这种情况应该与20世纪80年代末非洲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的冲突尤其是1988年发生在河海大学的事件有关。 随着留学生的增加，问题接踵而至。对许多中国人而言，他们第一次看到外国人，出于新奇原因，不免对外国留学生尤其是非洲留学生指指点点。由于诸多因素，如非洲留学生抱怨生活条件，美国与中东国家间的政治分歧，社会价值观不同，以及中国人对非洲人怀有偏见或误解等因素，双方关系一度紧张。抱怨与不满引发冲突甚至游行。20世纪80年代，非洲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在天津、南京、北京和上海等地爆发了冲突。非洲留学生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其不满，如游行、罢课、绝食抗议和请愿等。这类事件被有些学者称之为“国家种族主义”。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社会制度、价值观和文化层面的差异可能是主要原因。作为一个相对内敛的民族，中国人很不习惯男女在公共场所过于亲密，但非洲留学生在这一问题上要开放得多。引发冲突的原因通常是非洲男学生与中国女青年的亲密行为，中国老百姓颇不习惯。当然，中国在当时正经历剧烈的社会转型。中国学生通常6个人住一间宿舍，他们对外国留学生两人住一间宿舍的待遇感到不满。此外，外国留学生还有奖学金，在其他方面也享有更好的条件。因此，中国学生和普通民众自然而然会抱怨外国留学生获得的特殊待遇。如果再有其他不公平的事或对社会的不满，他们便会借此发泄负面情绪，并因此引发冲突。 非洲自费留学生的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持续增加。1990年只有6名非洲自费留学生，1991年达到15名。1992年和1993年分别增加到20名和58名。1994、1995两年更是大幅增加到246名和721名。越来越多的非洲青年希望到中国深造，其中的原因可能包括学费比较低和更容易获得签证。1996年之后，非洲留学生在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 1996年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在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当年5月访问了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埃及、马里、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访问期间，江泽民提出构筑中非关系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五点建议：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团结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此次访问使中国政府奖学金大幅增加，从1995年的256人增加到1996年的922人。如果加上当年招收的118名自费生，来华非洲留学生的数量第一次超过了1000人。 中非合作论坛在2000年举办后，中非教育合作成为一项重要的议题。截至2002年底，共有85 800名外国留学生在华学习，其中非洲留学生有1 646名。到2009年，在华外国留学生的数量超过了23万人，其中非洲留学生为12 433人。上述数据表明，非洲留学生人数的增长与国际留学生人数的增长有密切关系。在1996~2011年间，共有84 361名非洲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其中36 918人获得了中国政府奖学金，47 443人为自费生。 2005年也是一个转折之年，当年非洲自费留学生的数量（1390名）超过了奖学金留学生的数量（1 367名）。这与奖学金项目的成功以及中国自2003年开始在埃及和南非举办教育展览会有关。然而，这一变化也与国际留学生的整体情况保持了同步的态势。2011年，非洲自费留学生达到14 428名，这已经是中国政府奖学金生（6 316名）的两倍多。2015年，共有8 470名非洲留学生获得了中国政府奖学金，而自费留学生的数量则达到了41 322名。非洲留学生大都攻读学位，其数量增长迅速。2014年，有84%的非洲留学生明确表示要在中国获得学位，只有16%的学生选择没有学位的课程。 非洲留学生的发展趋势具有3个特征。首先，非洲留学生的人数增长迅速，且与国际留学生的总体增长趋势保持一致。其次，非洲自费生的增长速度比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增长速度更快。最后，绝大多数非洲留学生都在攻读学位。 相关政策、实施与成效 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便开始接受外国留学生。然而，直到70年代末，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始教育合作的政策仍以意识形态为导向，团结非洲国家，在第一个阶段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在第二阶段反对美国与苏联两个霸权。改革开放后，中国步入国际教育合作的新阶段。作为一个后来者，中国政府制定了针对国际留学生的政策并逐步加以实施。中国虽然没有针对不同国家的国际学生制定具体的国际教育合作政策或法律，其政策却是国际关系的产物，也必然与其战略紧密相关，甚至由其战略所决定。 1978年，国务院发布了一份文件，要求国人对外国留学生更友好，允许留学生上街买东西，甚至允许他们与中国人结婚。20世纪80年代，管理外国留学生的基本规章、条例与政策开始建立起来。1985年，国务院批转国家教育部、外交部、文化部、公安部、财政部共同签发的《外国留学生管理办法》指出，中国政府认识到“接受和培养外国留学生，是我国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要求各部委和各级政府认真贯彻执行。该管理办法共有8章43款条文，内容涵盖总则、录取工作、学籍管理及教学工作等方面，还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和政治活动管理、生活和社会管理及组织领导等。 中国政府将外国留学生视为中国社会的一部分，对他们的管理非常细致。管理政策涵盖的领域相当广泛，包括课程、汉语教学、教学资料和体育锻炼等。作为一份重要文件，该管理办法实行了很多年。1999年7月21日，教育部针对中小学接受外国留学生的管理发布了文件。2000年，中国政府出台了《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该文件有8章，新增了“奖学金制度”与“入出境和居留手续”两章，因此更具可操作性。与此前的规定相比，这些规定要更加系统 2017年3月，教育、外交和公安三部委针对国际留学生联合发布了新的管理办法，并自2017年7月1日起正式实行。该文件的宗旨是“规范学校招收、培养、管理国际学生的行为，为国际学生在中国境内学校学习提供便利，增进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提高中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共涵盖4个层面：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尽管地方政府负责相关具体工作，但国务院行政管理部门统筹管理国际留学生工作，其中包括制定招收、培养国际学生的宏观政策，指导、协调地方政府的具体工作，外交、公安等行政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相关管理工作。 相关法律法规已涵盖所有外国留学生，此外，中国政府针对非洲留学生也出台了一些具体措施，以应对某些特殊或突发事件。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发生了当地市民与非洲留学生冲突事件。有些中国人辱骂非洲留学生，多地亦有类似冲突事件发生。1983年2月，教育部部长不得不紧急约见非洲驻华使团团长及17国使节，解释上海市民与非洲留学生之间出现的问题。非洲使节指出，中国政府不仅要教育普通市民，也要教育警察，避免非洲留学生无故受到警察盘查及训斥情况的发生，非洲留学生很讨厌这些事情。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中非友好关系将遭到损害。因此，各地政府部门也针对与非洲留学生有关的具体问题发布了一系列文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非洲留学生在中国毕业后没有回国，而是在第三国找了工作，这并不符合中国政府最初设定的帮助非洲国家进行能力建设的目标。1996年，中国教育部发布文件，要求管理机构在非洲留学生毕业前直接与其驻华大使馆联系他们的返程票事宜，以推动他们直接回国，这已成为惯例。最近一份报道指出：“基于中国的签证制度，绝大多数国际留学生在毕业后都无法滞留中国。这防止了智力流失，意味着在中国接受教育的这一代非洲留学生——与在法国、美国或英国接受教育的非洲留学生相比——更有可能带着他们获得的新知识和技能返回母国。” 2005年，胡锦涛主席在参加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时，承诺中国将在未来三年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援助：“中国将在今后3年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培养3万名各类人才，帮助有关国家加快人才培养。”鉴于中国政府奖学金与中国的国际战略密切相关，因此它也反映了中国政策所关注的重点。 正如我们从统计数据所看到的那样，在2005年之前，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非洲留学生的数量通常要少于欧洲留学生的数量。然而，这种情况自2006年也就是国家主席胡锦涛作出上述承诺的第二年开始改变。尽管非洲留学生与欧洲留学生在2006年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比例相同，但前者的实际数量（1861名）首次超过后者（1 858名）。中国一直在持续推进相关政策。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决定，每年向非洲留学生提供的中国政府奖学金由2 000人次增加到4 000人次。在2009年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名额再次增至每年5 500名，2010年的数量达到5 710名。2012年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上，中国政府宣布在未来三年提供政府奖学金名额1.8万个。这是非洲留学生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数量增长如此迅速的原因。2011年，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非洲留学生的数量为6316人，2015年则达到了8 470人。 为了实施这一政策，代理机构、高校、地方政府，以及各相关部门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就中国政府奖学金而言，一直没有相关的评估体系，直到国家教育委员会在1997年发布《外国留学生奖学金评审暂行办法》。该暂行办法首次明确规定，必须根据特定标准对奖学金生进行评审，评审决定为“通过”和“未通过”两种。2000年，教育部发布了两份涉及中国政府奖学金年度评审制度和评审方式的文件。在标准日益明确及有资格招收外国留学生的高校的自主权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接受外国留学生的高校现在获得了对留学生进行评审的真正权力。同年，2 342名中国政府奖学金生参加了年度评审，2 314名（98.8%）通过，28名没有通过。在未通过的留学生中，17名来自亚洲，2名来自非洲，2名来自美洲。就高校而言，要想获得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的资格，需要通过严格的标准，通常只有那些拥有高水平教育、具有外语教学能力的教授以及有足够教育设施的高校才能招收国际学生。2015年，根据“中国政府奖学金-高校自主招生项目”，只有279家指定的高校有权接受个人申请奖学金。 中国政府希望积极参与国际教育合作。因此，各部委、省政府、市政府，乃至企业都开始提供各种类型的奖学金。由于篇幅关系，本文谨以上海市政府奖学金为例加以说明。 表上海市政府奖学金-A类 （单位：元） 学生类型 学科分类 学费 住宿费 生活费 综合医疗保险费 合计 本科生 一类 20000 8400 30000 800 59200 二类 23000 8400 30000 800 62200 三类 27000 8400 30000 800 66200 硕士生 一类 25000 8400 36000 800 70200 二类 29000 8400 36000 800 74200 三类 34000 8400 36000 800 79200 博士生 一类 33000 12000 42000 800 87800 二类 38000 12000 42000 800 92800 三类 45000 12000 42000 800 99800 说明：（1）全额奖学金包括学费、住宿费、生活费和综合医疗保险费；（2）一类学科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二类学科包括：理学、工学、农学；三类学科包括：医学、艺术学。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在国际学生教育方面的整体框架已搭建完成，且与中国文化和中国自身的教育制度实现了兼容。今后，中国需要不断改进其国际教育合作水平，以期成为最受外国留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地之一。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那些能够说中文或比较了解中国的青年人才前往中国留学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中国国际学生的数量持续快速增加，2016年增加到442 773人，比2015年增加45 138人（增长比例为11.35%）。其中，非洲留学生增加11 802人，达到61 594人，增长比例为23.7%。中国的国际教育越来越受到非洲学生的欢迎。 非洲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长期受西方国家的主导。自独立以来，只有少数非洲国家成功地实现了发展，大多数则陷入困难的境地。近年来，世界经济剧烈动荡，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改变。一方面，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使西方经济面临困境；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的推动力量。因此，“向东看”成为一些非洲国家的趋势。那些希望寻找脱贫道路的非洲国家愿意向亚洲国家学习减贫和发展经验。中国为非洲政府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尼日利亚历史学家费米·阿科莫拉夫对此解释道：“非洲现在可从新的世界经济大国那里学习经验：首先且最为重要的是：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中国的经济表现都是一个奇迹。它表明只有拥有信心、决心和愿景的人才会取得这样的成就。” 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发展本国经济只能依靠本民族的努力和决心。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是靠外国人发展起来的。非洲各国向中国学习的办法之一是派遣其年轻人到中国深造。2005年，卢旺达政府与中国教育部签署协议，用卢旺达的政府奖学金为卢旺达培养大学生。同年，坦桑尼亚政府也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签署协议，在中国高校用坦桑尼亚的奖学金培养坦桑尼亚留学生。 原因、动机与目的 为何会有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前往中国深造？原因多种多样，如中国所提供的优惠条件、非洲青年人各种不同的动机以及个人发展的实际目标等。其中，进一步了解中国和从中国学习更先进的技术，是非洲青年前往中国深造的主要原因。 西方国家长期主导非洲媒体，且编造了各种与中国有关的谎言甚至谣言。卡特政府时期负责人权问题的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罗伯塔·科恩1991年在《纽约时报》发文是一个典型例子。她没有标明消息来源，但由于她是美国前政府高官，这则关于“中国囚犯劳工”的谣言不胫而走。英国广播公司不负责任地报道《中国在安哥拉修建的“鬼城”》是另一个例子。该篇报道中的住宅区在开盘后不久，便被销售一空。非洲人过去对中国所知甚少，绝大多数青年来中国都是为了亲眼看看中国。中国的快速发展对非洲青年非常有吸引力。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将中国风貌前所未有地展现在非洲人面前，他们吃惊地从电视上看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国。对于那些希望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发展，尤其是其现代科技的发展经验的非洲青年而言，北京奥运会成了助推剂。他们希望了解为何中国能够连续多年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为何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商品、电视节目、孔子学院以及在非洲工作的中国人等，使非洲青年对中国的兴趣日益增大。 中国大力开展国家教育合作无疑是推动大量非洲学生前往中国的重要原因。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加强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鼓励非洲留学生熟悉中国，如建立孔子学院、教授汉语以及利用奖学金等优惠条件来吸引非洲留学生。截至2017年，中国共在33个非洲国家建立了48所孔子学院和27个孔子课堂，通过它们提供各种不同水平的汉语教学课程。 许多非洲留学生在申请中国政府奖学金或进入中国高校就读之前都曾学习汉语。牛长松：前引文。例如，伊美娜（Belhadj Imen）博士先是在突尼斯的汉语桥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然后中国政府为她提供了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习的奖学金。由于北京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该校许多国际留学生在申请入学或奖学金之前都必须学习汉语。其他有资格招收国际留学生的高校也是如此。大约有130名非洲留学生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土木工程和建筑学等专业学习，他们在第一学年要熟练掌握汉语并接受语言水平测试。这是包括非洲学生在内的国际学生在中国攻读学位的正常途径。在人民大学学习哲学与国际贸易的留学生克里斯蒂安·金（Christian King）告诉中央电视台记者：“我开始是在津巴布韦学习汉语，学起来非常难。声调和汉字都极具挑战性，但在中国待了几年后，我已说得很流利了。我现在喜欢说汉语。” 中国的奖学金也推动了非洲留学生前往中国。鉴于非洲在中国国际战略中的重要性，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越来越向非洲学生倾斜。就政府奖学金生而言，亚洲留学生的数量一直最多。考虑到地缘政治的因素以及许多海外华人生活在亚洲邻国，这很正常。能够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欧洲国家尽管比非洲少，但其奖学金生的数量一直位居第二。这种情况从2006年开始改变，非洲自此成为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第二多的地区。 2006年分配给非洲与欧洲的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比例基本相同。2007年，非洲人的数量上升为2 733人，比欧洲人多出了626个名额。非洲的中国政府奖学金生逐年增加。目前，共有51个非洲国家的学生有资格申请中国政府奖学金（欧洲国家为39个）。2010年，共有22 390名留学生获得了中国政府奖学金，其中亚洲11 197名（占比50.01%），非洲5 710名（占比25.5%），欧洲3 238名（占比14.66%），美洲 1 761名（占比7.87%），大洋洲439名（占比1.96%）。很明显，非洲学生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第二大群体。 除了中国政府奖学金外，还有为国际留学生提供的其他类型奖学金，如省级奖学金、部委奖学金、高校奖学金以及企业和慈善机构为实现特定目标而提供的奖学金。中国政府奖学金可以免除所有留学生的各类费用，包括学费、教材费、校内住宿费、医疗保险费和一次往返国际机票。此外，国际留学生每月还有津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近年来政府也多次提高奖学金的资助标准。越来越多的非洲留学生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或其他类型的奖学金。2005年以来，非洲自费留学生的数量已经大大超过中国政府奖学金生。2015年，共有49 792名非洲留学生在中国留学，其中只有8 470名为中国政府奖学金生，41 322名则为自费生。笔者曾在北京北部的上地地区遇到了一位赞比亚留学生。他在北四环外五道口的一所语言学校学习汉语。我对此很吃惊，因为他看起来很年轻，孤身一人来到中国，且住在一个离市中心很远的居民区。他表示自己一定要学好汉语。 非洲人决定学习汉语有各种动机。例如，一些人羡慕中国高校的声望，也有一些人则希望借此攻读特定专业。中国通过先进技术推动发展的经验让非洲青年备受鼓舞。中国企业在非洲大规模修建道路、桥梁、医院、学校、大坝、炼油厂和现代铁路。华为公司在非洲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还在卫星领域与尼日利亚展开合作。中国企业的本地化经营吸引了非洲青年。笔者遇到过不少正在攻读研究生的非洲才俊，例如在北京科技大学留学的塞奇·穆德勒（Serge Mundele）和在大连理工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做博士后的尼日利亚学者奥杜·斯蒂芬·奥基迪（Oodo Stephen Ogidi）。非洲留学生中也有一些人选择学习社会科学相关专业，如摩洛哥留学生李杉（Erfiki Hicham）在北京大学国国际关系学院获得了博士学位。突尼斯学生伊美娜先是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得了中国语言文学的硕士学位和国际政治的博士学位，然后又在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做博士后研究。 所有这些现象使中国成为非洲青年学生出国深造的理想国家。近年来，日益增多的非洲留学生开始从事专业研究。根据2014年的调查，2 000位非洲留学生中有84%的人将攻读学位定为求学目标：41.61%申请医学专业，21.59%申请工程专业，13.94%选择经管类专业。一名于2007年来到中国的刚果（布）的留学生告诉笔者，他从市场上看到几款电信产品均为“中国制造”，决定来中国。他梦想成为国家的电信部长，他现在是北京邮电大学电信专业的一名本科生。 非洲青年学生选择来华留学，当然还有一些较为实际的原因，包括中国的学费及相关费用较低，比西方国家更容易得到学生签证等。此外，如果非洲青年曾学过汉语并了解中国文化，那么回国后较容易在华为等中国大公司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诚然，由于中国人对非洲所知甚少，因此大部分人在非洲人的肤色问题上都显得较为陌生。然而，中国人民的友谊与温情可能也会鼓励非洲的青年人前往中国学习。 作用、贡献与能动性 非洲留学生在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很大的群体，他们发挥着什么作用？他们为中国与非洲，或者为中非关系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人类历史就是移民的历史。尽管国际留学生通常不被视为移民或移民社群的成员，但他们与移民社群的联系却显而易见。就此而言，非洲留学生发挥了中非文化沟通与交流乃至深化中非关系的桥梁作用。作为在华非洲人社群的第二大群体，他们经常会在非洲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发挥沟通的功能。一旦来到中国并开始校园生活，他们便会通过与同学的交谈、与官员和普通中国人的交往、学术讨论以及社交活动等方式开展文化交流，并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发挥桥梁的作用。 在新的环境中，非洲的年轻人经常会面临新的挑战，且不得不经历文化冲击。文化交流或文化适应因此显得非常重要，因为这发生在日常生活、学习过程和社会交往中，而且有助于与中国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文化适应是对新环境的积极反应，也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笔者曾指导过许多非洲留学生，包括来自突尼斯、摩洛哥和刚果（金）的3位博士。他们告诉我自己所经历的各种事情，有的充满了无知和偏见，有的则满是友好和温情。莫西（Moses）来自尼日利亚，专业为汉语教学。他在2013年来华后起了一个标准的中国名字“吴文仲”。他小时候在尼日利亚学习中文，在中国学习期间爱上了中国文化。他学会了中国艺术和各种表演，包括一些高雅艺术如相声和舞狮，参加过综艺节目和才艺大赛。莫西在2014年参加了河北省“冀之光”外国留学生汉语技能暨中华才艺大赛，展示功夫本领，背诵中国古诗，还与其他留学生一起表演了自编自导的相声。凭借超群的表演和技巧，他获得“最佳创意奖”“最佳口才奖”和“古诗词背诵二等奖”，还因出色展示中国文化而获得了“最佳全能王”的奖项。他因流利的普通话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而被中国朋友称为“中国通”。 非洲留学生关于母国的文化知识也有助于中国多元文化的发展。非洲学生与中国学生之间进行着重要的文化交流。非洲留学生正在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和职业道德。他们同时还在传播非洲的文化、价值观和技能。中国学生也能在各种场合学习非洲文化。中国的城市里已经建立了各种非洲文化俱乐部，如非洲舞蹈俱乐部、非洲音乐俱乐部和非洲鼓俱乐部等，这些都是非洲留学生的功劳。喀麦隆留学生捷盖许多年前在喀麦隆获得了博士学位后，又来到了中国深造。他被喀麦隆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相似性所吸引，因此开始学习中国艺术、文化和相声。他利用各种活动将非洲文化介绍给中国人，他甚至还用喀麦隆布料做了一件唐装。捷盖因此被称为“中非艺术交流使者”。他现在正努力将非洲电影引进到中国。北京大学每年都会举办国际文化节，非洲留学生们会在文化节上布置展台，骄傲地向中国观众介绍他们的文化。笔者的学生龙刚在国际文化节表演非洲鼓，许多中国学生都想和他学习学习。为了将非洲文化介绍给普通中国人，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与《半月谈》（内部版）共同推出了“走进非洲文化”系列专栏。迄今为止，该专栏共发表了15篇以非洲文化为主题的文章，涉及非洲的世界遗产、文化、电影、酋长的作用、桑戈尔、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因卡、伊本·白图泰和埃塞俄比亚文明等。有些文章的作者为非洲留学生。 一些研究显示，伦敦的中国留学生在中国文化和英国文化之间以及英国华人社群与英国社会之间发挥了桥梁作用。非洲留学生也发挥了相同的作用。他们不仅成为非洲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传播桥梁，而且还成为在华非洲人社群与对中非关系感兴趣的中国人之间的桥梁。正是在非洲留学生的努力下，中国人已经开始熟悉非洲人的价值观、想法，以及舞蹈、鼓乐、绘画和雕塑。笔者的学生王涵杰的学士论文标题是《浅析非洲鼓乐在华的流行与分布》。当我问她为什么要写这个题目时，她笑着告诉我说她是北京大学金贝鼓协会的成员。武汉是华中的重要城市，西方品牌的广告在那里很流行。曾有人问一些当地妇女对非洲文化产品的看法，她们的回答是“很酷”。“她们的选择表明她们对时尚的品位与偏好非常前卫，很有世界性，甚至很现代。非洲文化在武汉的这种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武汉大学每年举行的金秋国际文化节所推动的。” 尽管有些非洲留学生在中国高校毕业后选择去第三国工作，但许多人还是决定回国，以便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贡献。除了进入各行各业工作外，他们当中有些人成为公务员，有的成了政府高官。截至2005年，8位曾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非洲留学生在担任部长或部长以上的职位，8位担任驻华大使或参赞，6位担任国家总统或总理的秘书，3位担任对华友好协会的秘书长，其他领域的专家与精英更是不胜枚举。以北京大学为例，曾在北大留学的穆拉图·特肖梅·沃图（Mulatu Teshome Wirtu）曾担任埃塞俄比亚议会联邦院议长，现为埃塞俄比亚总统（2013年10月当选）。露西（Lucy Njeri Manegene）毕业后在肯尼亚外交部工作，马尼塔（Rakotoarivony R.J.Manitra）现在马达加斯加驻华大使馆工作，丽塞博·莫西西里（Mapulumo Lisebo Mosisili）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到了莱索托，现在是莱索托劳工部的常务秘书。丽塞博·莫西西里给李安山的邮件，2013年2月12日；李安山：《我的那些非洲学生》。北京大学的非洲留学生还在加纳和刚果（金）政府、贝宁的大学和尼日利亚、马里等国的驻华使领馆担任要职。 非洲留学生在中国的另外一个重要经历，是他们在校园里建立了与其他非洲人的联系。当回答英国广播公司为何要来中国的问题时，北京大学非洲留学生联谊会的乌干达留学生米卡·卡布果（Mikka Kabugo）表示，他是通过一名在乌干达的中医了解中国的。当他来到中国之后，他发现北京简直就是一个地球村，在这里他能够与来自其他非洲国家的留学生交流对非洲问题的看法。非洲留学生之间的这种交流有助于扩展他们的国际视野。他们在北大非洲留学生联谊会里与其他国家留学生一起，从泛非主义的视角来研究非洲问题并思考如何才能给非洲大陆带来帮助。此外，他们还通过上课、讨论以及非洲留学生联谊会与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各种研讨会，在国际事务、非洲形势、中非关系等议题方面学到很多知识。 继北京大学的非洲留学生之后，清华大学的非洲留学生也在2017年5月25日（非洲日）建立了清华大学非洲留学生联席会，会员分别来自27个非洲国家。在成立仪式上，非洲留学生讨论了各种问题，如尼雷尔总统和恩克鲁玛总统的思想，听取了清华大学医学院留学生查巴拉拉（Chabalala）博士关于非洲大陆对知识发展共享的报告和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驻会研究员唐晓阳关于中非关系结构性变迁的讲话。约翰·阿考科帕瑞（John Akokpari）教授还主持了一个研讨会，就移民社群中的非洲留学生能否成为他们国家发展的创变者展开了讨论。此外，中国还有一些其他院校也成立了非洲留学生组织。 非洲留学生通常是他们国家第一批开展对华贸易的人。来自加纳的博艾敦教授指出，非洲与中国之间的贸易进程始于在中国留学的非洲人，他们当中有人最后从事与中国的贸易。尽管他们最初没有多少资本，但其优势是拥有扎实的社会与语言背景。他们会逐渐成为非洲与中国贸易的中间商，并因此而为双方的经济活动做出贡献。尼日尔政府负责兽医事务的官员阿卜杜勒（Abdul）医生是典型例证。他曾获得尼日尔-中国友好奖学金。拿到学位后，他决定改行从事不熟悉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新职业。自2000年起，他开始从广州向非洲和欧洲出口药品及相关的兽医用品，这些产品直接来自于他在中国学习期间已熟悉的中国北方的药厂。他取得成功后，重新建立了与尼日尔政府的联系。由于能够流利地说汉语，阿卜杜勒医生现在担任尼日尔的荣誉领事，负责反映在中国高校就读的尼日尔奖学金生的需求。他认为自己的角色已经从“智力流失”变为“智力引进”。布莱德鲁普（Bredeloup）认为，这种情况得益于两方面因素：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创造的机遇和非洲公务员地位的改变乃至身份的贬值。与阿卜杜勒相似的例子还有刚果（金）的帕特里克（Patrick）和马里的阿齐兹（Aziz）等人。广东和浙江一些非洲自费生甚至中国政府奖学金生在学习期间即开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贸易活动，并最终成为在中国定居的商人。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一直在主导中非关系的发展进程，非洲在塑造或影响不断深化的中非关系方面没有主动性。一位非洲留学生的研究推翻了这一观点。阿莫阿（Adu Amoah）曾是加纳政府的官员，后到中国留学并娶了中国妻子。作为武汉大学非洲留学生代表委员会的会长，他用自己的观察和经历展示了非洲留学生是如何把握他们在中国的生活的。他认为武汉正在浮现一个生机勃勃的非洲移民社群，“其可能有助于在当前的中国塑造一个非洲移民社群”，“这一非洲移民群体主要由留学生构成”，“包括那些求学的人和那些毕业后留下来的人，这些人都很有活力。”他以武汉为例讲述了在中国的非洲人是如何通过展示时尚元素、异族通婚和相互学习语言（非洲人可以教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等方式，通过管理非洲人的企业如非洲人经营的夜总会等，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产生影响。非洲人可以用汉语解释他们自己的世界观与经历，“我们有必要去破除大众话语和学术话语中……所谓非洲‘即将面临危机’的解释，尤其是要破除非洲在中非关系中只是无能的、恭顺的和乞讨的伙伴”这样一种想法。 非洲留学生极大地促进了非洲与中国之间的合作并为双方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并推动了中国高校的国际化进程。当然，非洲留学生也经历了文化冲击、思念故乡、社会适应、精神压力与挫折，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与问题。此外，他们还会遭受少数中国学生和其他国际留学生的误解和偏见，在学习过程中会遇到语言问题。对于很多非洲留学生而言，中国教师的英语并不是都能听懂，这使他们学习起来会更加困难。显然，未来在华非洲留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环境还有更多改进的空间。 结 论 本文的主题是非洲留学生在中国与中国的国际教育合作，涉及三方面行为体：中国、非洲国家与非洲留学生。在此我们可向中国政府、非洲国家及非洲留学生提出一些问题作为启示，以引起各方重视和思考，并寻求更好的应对之策。 对于中国方面而言，重要的一点是需清楚非洲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54个国家组成的大陆，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情况与需求。非洲留学生也不是一个整体，而是不同的个体。除了奖学金之外，鉴于非洲留学生所处的是一个宗教文化、社会生活和习惯饮食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国政府是否为他们提供了适宜的生活条件？中国教师是否拥有足够的能力来向非洲留学生传授知识？是否有一些好的措施以便于非洲留学生向中国社会介绍他们自身的文化？非洲留学生是否有足够的机会与中国学生交换看法和交流经验？中国无疑需要更好地解决上述及其相关问题。 对于非洲国家特别是非洲政府而言，它们必须牢记那些学成回国的学生都是热爱自己的祖国，希望利用他们在中国学到的知识为国家做贡献的人。非洲各国政府是否对自己国家的留学生在中国的学术、科研和生活给予了足够的关心，是否为他们的学习和日常生活需求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各国驻华使领馆是否为它们在中国的留学生提供了合适的沟通渠道，是否会照顾他们的利益，是否会有效地应对他们的合理需求？各国政府是否为非洲留学生毕业回国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它们需要为那些愿意回国做贡献的人准备更好的条件。人才是最重要的实力，要实现国家腾飞，应该依靠他们。 对于在中国的非洲留学生而言，我们应该提醒他们，中国政府为他们提供奖学金或提供学习机会，是希望他们有朝一日有机会回国服务。他们在中国学习不仅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还肩负着祖国的期望与家庭的希望。他们是否充分利用了他们的奖学金，是否尽最大努力去刻苦学习以迎接未来的挑战，进而为他们的未来做好准备？他们是否抓住了一切机会向中国老百姓或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介绍非洲文化或他们国家的文化？他们是否从中国的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发展中吸取了经验与教训，并因此而准备在回国实现他们梦想的时候，好好利用这些经验与教训？ 2017年6月28日，“对话”网站发布了一篇名为《中国超过美国和英国成为以英语为母语的非洲留学生的首选目的国》的报道。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美国和英国每年约接受4万名非洲留学生。中国在2014年超过这一数量，成为非洲留学生在海外学习的第二大目的国，仅次于接受95万多名非洲留学生的法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洲青年来中国学习，数量持续增加。他们成为非洲文化的载体，双边商贸往来的中介以及非洲与中国之间的桥梁。但“现在谈论这些新的变化可能会对非洲大陆的地缘政治产生何种影响还为时尚早。” 非洲留学生无疑正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融入东道国社会并不意味着放弃自身文化。他们可以在两种文化之间建立联系并从一块“飞地”变成一座“桥梁”。非洲留学生在华经历以及中国对留学生的政策与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非洲留学生来华学习的热情日益提高，他们不仅成为中非关系的积极参与者，也大力推动了中国的国际教育合作。非洲留学生通过他们在中国的主观能动性及他们与中国人之间的交往，将非洲的文化价值观介绍给了中国。中国各方面在为他们的成功和就业提供机会。他们也通过在华所学技能正在为自己国家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