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历史学者认为,中国哪怕在纷乱不堪的近代也是世界最文明的国家之一,起码在近代的改朝换代时,中国没有发生西方那种惨烈的“清算”,把前朝宗室赶尽杀绝。
大清在1911年倒台,民国政府不仅没清算满清贵族,还“恩养之”,前清皇族还有工资拿,过得比较舒服。
可是对于广大在清代享受优待“旗人”,他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由于没有了“铁杆庄稼”,一些王宫贵族都活不下去了,旗人不得不自谋生路,散播到了天涯海角。
到了在20世纪后期,一个满洲正红旗富察氏的传人,居然在美军里当了少将,他的名字叫傅履仁。
作为满族人的傅履仁,是美国第一位华人将军,在美国和中国都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家族曾和著名外交官“司徒雷登”有关系,也因为司徒雷登而迁居美国。
到了傅履仁这一代,傅履仁在美国以律师身份参军,曾担任美国驻欧军事法庭的检察长,在军中备受尊重。
2008年,傅履仁亲手把司徒雷登的骨灰送回了他的出生地杭州,完成了司徒雷登的心愿,成为中美外交的一段佳话。
那么,傅家有着怎样的历史故事?傅履仁又为什么参军?中国和美国如何评价这位将军?
一、从大清正红旗到美国“义子”
美国二星少将傅履仁的故事,要往上数四代人,从他的曾祖父那一辈说起。
傅履仁本姓“富察”,属于八旗里的正红旗,是满清八旗的“下五旗”之首。乾隆时期的大贪官和珅,就是正红旗的代表人物。
傅履仁的家族长居北京,是正红旗的世袭“牛录章京”,即正红旗下25个“牛录”的领导人之一,手下有几百旗兵。
他的太爷爷则叫富察倭和,也叫“傅倭和”,是清朝末年的山海关总兵,后来还参与平捻、平回,立下赫赫战功,算是傅家开启留洋史的第一代人。
傅倭和有个儿子叫傅瑞卿,光绪年间官居五品,曾在宫中当差。作为二代的傅瑞卿虽然官不大,但因为常接触国家军国大事,深知清朝的落后,所以心向西学,思想开放。
所以到了傅瑞卿的儿子傅泾波这第三代,二代傅瑞卿早早安排他们接触西学,学洋文,穿西服。等作为第三代的傅泾波长大后,大清早已倒台,傅家便正式隐去了“富察”姓,改姓“傅”。
后来,二代傅瑞卿还改信了天主教,成为虔诚的基督徒,但此举让他和其他旗人产生隔阂,常被人戳脊梁骨,叫“二鬼子”。
1918年,在中国近代有深远影响的基督教会学校“燕京大学”创立,作为基督徒的二代傅瑞卿赶紧让儿子傅泾波从北大退学,一头钻进了自己的教友们之中。
此时的燕京大学校长,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的名字因为毛主席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而扬名四海,但其实早在民国初年,司徒雷登就在民国上层社会呼风唤雨。
司徒雷登严格来说是个传教士,他们家族都是来华传教士,他本人出生在杭州。
司徒雷登1904年赴华传教,在江南地区开办书院,名声不小。后来他北上京津地区宣传办学,顺便传播中美友好,在北方的年轻人,尤其是基督教徒之中地位很高。
二代傅瑞卿可以说是司徒雷登的天字第一号粉丝,他不仅经常捧司徒雷登的场,还让司徒雷登给自己的儿子傅泾波施洗,皈依天主教。
等三代傅泾波转入燕京大学后,他学习刻苦,还因为对基督教非常热忱,吸引了司徒雷登的注意力。
在校期间,傅泾波就是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兼任校务助理,这对一个大学生来说是巨大的荣耀。
司徒对他非常喜爱,他晚年的回忆录说:“我待傅泾波,就像我自己的儿子一样”。
二、法官将军傅履仁
1924年,傅泾波在燕京大学毕业,不仅拿到了政治学的学位,还练就了一口地道的英文。之后,他一直帮司徒雷登工作,一家人和司徒雷登生活在北平。
直到1934年,他的儿子傅履仁出生。
傅履仁的童年在北平度过,因为家里西化很深,他小时候在教会学校读书,学的都是英文课,从小就能说流利的英语。
巧合的是,当傅履仁小学毕业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又爆发了解放战争。司徒雷登因此被任命为美国的驻华大使,负责调停国共内战。
司徒雷登本不想当这个官,当时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个冤枉差事,吃力不讨好,但是奈何政府强行要求,司徒雷登就当了驻华大使。
不过,中国内政不容外国插手,美国所谓调停内战的希望很快就落空了。
数年后,中国大陆基本解放,司徒雷登也离开了中国,作为家族第三代和第四代的傅泾波、傅履仁父子就跟着司徒雷登到了美国,开始了新生活。
在美国安顿好后,傅履仁在美国努力读书,最后考上了华盛顿大学,就读英美法律。
当时美国对移民管控很严,傅履仁在美国十年之久,居然没有拿到美国的绿卡。直到1960年,傅履仁以优异成绩从华盛顿大学毕业,为了拿到绿卡,他毅然决定参军。
一个中国人,居然要去给美国人卖命,父亲傅泾波一开始对此非常不满,甚至和儿子撕破脸皮,陷入冷战。
父亲傅泾波劝傅履仁去做律师,但是傅履仁心意已决,加入美国陆军去西海岸的旧金山服役,在美军序列中从事法律工作。
按理说来,四年兵役期满后,傅履仁应该离开军营,继续凭借学位在法律界工作,但是傅履仁却选择留在军队。
父亲傅瑞卿由此和儿子断绝关系,从不打电话,写信也用“履仁先生”这样的字眼来故意让儿子难堪。
但是傅履仁的心思却和父亲不一样,他在美国接受教育,深知美国社会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傅履仁想用参军的形式来赢得美国人的尊重,提升黄种人, 尤其是华裔在美国的地位。
傅履仁在军中的职位是“军事法庭法官”,专门主持军事审判,包括美国陆军内部的司法审判,以及海外士兵触犯当地法律后的刑事审判。
越南战争时期,傅履仁还担任美国驻越陆军政法处主任,专门管理驻越美军的种种罪行,是驻越几十万美军的“大法官”。
进入70年代,美国从越南撤军,傅履仁也随之回到美国,先后在美国导弹防御办公室、美国驻德装甲第3师任职。
这时候的傅履仁已经是上校军衔,这是美国华裔当时能取得的最高军衔。
但是傅履仁还不满足,为了达成当年参军时的理想,傅履仁坚定待在军内,期望未来能有所突破。
终于到了1984年,已经是美国陆军司法处长的傅履仁等来了五角大楼的证书,他被提升为美国准将,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华人准将。
三、“我是美国人,但有中国心”
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傅履仁的名字也在中国传了开来。
有了名气后,傅履仁想起当年傅家的恩人司徒雷登去世时,他曾许愿要葬在燕京大学,但一直没能如愿。
傅履仁为此多次向大陆政府申请,希望把司徒雷登葬在北京燕京大学校园,也就是现在的北大校园内,但是都被北京政府拒绝,但这份跨国恩情却让人感慨万分。
转眼,时间来到了1989年,傅履仁即将退役,他被正式升为二星少将军衔,这是美国华裔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军衔。
4年后,傅履仁从美军退役,退役后的他获得了久违的自由,频繁出席美国华人的聚会。
作为首位华裔将军,傅履仁是美国政商两界看重的人物,退役后他像大多数美国高层一样进入商界,先后在麦道公司、波音公司、安然公司任职。
此外,傅履仁还身兼中美侨民会的代表,积极在中美间活动。
在商海浮沉,傅履仁也“如履平地”,他曾说:“我在军队管理过一两千人的队伍,所以管理对我来说不算难事。”
90年代后,傅履仁长期在中国工作,虽然在事业上顺风顺水,但傅履仁心里一直有个疙瘩,他一直没有忘记司徒雷登的遗愿。
2006年,傅履仁作为美国华侨的代表,和当时来美国访问的中国浙江省代表团进行会面,期间谈起了司徒雷登的事。
傅履仁认为司徒雷登是中美友谊的象征,他应该被葬在中国,这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
中方经过深思熟虑后,接纳了傅履仁的意见。毕竟此时已经到了新世纪,国际关系不断缓和,对于司徒雷登这样在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史学家也在渐渐有新的声音。
但是鉴于对中国民间的影响,司徒雷登不宜葬在北京大学,这是政府内部统一的意见。
后来在2008年,借着北京奥运的东风,傅履仁终于带着司徒雷登的骨灰回到了中国,但是中国政府安排他葬在浙江杭州,这是司徒雷登出生的地方,也算是对司徒雷登的一种交代。
傅履仁完成了司徒雷登的遗愿,但是这一行为也让他受到了争议。
支持傅履仁的人说,傅履仁坚持把司徒雷登葬在中国,这是他答应家族恩人司徒雷登的遗愿,此人可谓言而有信。
但也有人说,傅履仁对中国毫无贡献,一心就想着自己的私事,是个有家无国之人,实在不值得宣传。
傅将军本人对这些意见都没有做出过表示,其实他很少公开做什么表态。毕竟傅履仁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对中国民间的评价确实不太在乎。
不过,傅履仁曾说:“我是美国人,但有一颗中国心。”
晚年的傅履仁常常提起自己在北京胡同里的童年岁月,但是他怀念的更多是自己的亲人,而不是整个中国,这确实也符合如今很多美国华裔的心态。
文/商学野
参考资料:
1、《傅履仁: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将军》,周有恒
2、《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四十四年》,傅履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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